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九号）

《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已经2009年4月22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公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4月22日



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2年7月28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9年4月22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公民，可以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第四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确定由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法律援助工作。
第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并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指导。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受指派或者安排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人员以及法律援助志愿者。
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应当与其从业资格相适应。
第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第八条 法律援助人员依法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受法律保护。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九条 鼓励社会通过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或者其他形式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鼓励法律服务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条 对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
第十一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
（六）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
（七）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的；
（八）请求赔偿因假劣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农业生产损失的。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第十二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无需进行经济状况审查：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决定为其指定辩护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
（四）公民主张因其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
（五）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因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
第十四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扩大受援人范围，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调整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包括以下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代理；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公证证明。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
第十六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国家没有规定的，申请人可以向申请事项发生地、申请事项处理地或者申请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按规定都可以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七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羁押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的24小时内将其申请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协助将申请法律援助所需的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提供给受理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
第十九条 对下列能够提供有效证明的申请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认定其为经济困难,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失业保险金的人员；
（二）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人员；
（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四）无固定收入的残疾人；
（五）依靠抚恤金、救济金生活的人员。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申请由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受理。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人按照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并且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接受申请材料，并向申请人出具接收清单；
（二）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或者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说明；
（三）申请人的请求不属于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四）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援助的条件进行审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审查：
（一）诉讼、仲裁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况的。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该法律援助机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进行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司法行政部门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所需费用由委托方承担；受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并且开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以及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给予申请人司法救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给予申请人法律援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司法救助。
第四章 法律援助的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或者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查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人民法院。
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按照相关办案规范认真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未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不得委托他人办理、不得延期办理、不得终止办理；不得索取、收受受援人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书面通知受援人和案件处理机关：
（一）受援人经济状况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五）人民法院撤销司法救助的。
申请人或者代理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该法律援助机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审查。
第三十一条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有权向法律援助人员了解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
受援人认为法律援助人员未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应当更换。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结案后，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在接到法律援助人员提交的结案材料后，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财政部门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 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仲裁费用的，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应当依法缓收、减收或者免收有关费用。
第三十四条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利用档案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支持，免收档案资料查询等费用，减收或者免收相关材料的复制费用。
第三十五条 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鉴定的事项，应当缓收、减收或者免收鉴定费用。
第三十六条 受援人把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必要开支列入诉讼请求，经人民法院判决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的，受援人应当将收到的上述费用交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按照财政规定纳入法律援助经费专项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应予法律援助的对象，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
（二）明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案件的；
（四）不在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的；
（五）未经批准委托他人、延期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
（六）索取、收受受援人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七）贪污、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第三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公民申请办理经济困难证明，无正当理由不出具证明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时，由于过错致使受援人遭受经济损失，受援人要求赔偿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受援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不应当享有的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停止对其援助，并责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同性恋现象的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在国外, 伴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展, 以“男色文化”为代表的“同性恋”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当今不少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用法律明确了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地位，从而同性恋爱、同性婚姻在社会上也不断出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同性恋”这个特殊的人群也不断出现在我们身边。歧视、好奇、误解、尊重各种目光投向这个“神秘”人群。然而，“婚姻是得到习俗或法律承认的一男或数男与一女或数女相结合的关系，并包括他们在婚配期间相互所具有的以及他们对所生子女所具有的一定权利和义务。”①自古以来，人类都觉得婚姻是存在与两性之间的，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对于这种存在于少数人群中的现象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同性恋的权利如何保障？他（她）的认可是否成为一种社会矛盾？中国的国情是否允许同性恋合法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性恋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和法律冲突日益呈现，如何正确的协调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摆在我们一些学者面临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近年来，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和人权运动，以及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愈加宽容，对于这样客观存在的现象，法律应该持何种态度呢？是肯定还是否定？又或者是视而不见任由发展呢？
关键词： 同性恋 同性婚姻 法律
E.A.韦斯特马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中曾经对婚姻做如下定义：“婚姻是得到习俗或法律承认的一男或数男与一女或数女相结合的关系，并包括他们在婚配期间相互所具有的以及他们对所生子女所具有的一定权利和义务。”他认为婚姻制度起源于一种原始习俗。即在原始时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几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习性，他们彼此发生性交关系，共同养育子女，男子是家庭的保护者和扶养者，女子则是他的助手和子女的养育人。这种习性首先由习俗所认可，继而得到法律的承认并终于形成为一种社会制度。
除了韦斯特马克之外，其他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都对婚姻做出了不同的定义，现代在各国有不同的涵义，有指一种婚姻关系的，有指婚姻行为的，有兼指夫妻关系与婚姻行为的。普遍的认为婚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其他关系和权力义务。
但是，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同性恋现象（英文：Homosexuality），是由同性之间的相结合为基础的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是偶然或短时期的寻欢作乐，没有相对固定的对象或者是同时与多个同性之间有性关系；有的甚至是以“夫妻”的名义组成家庭，共同生活，相亲相爱，其乐融融。对于这种存在于少数人群中的现象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我认为，同性恋自古就有，在任何年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它是人类“婚姻”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由于人的不同性取向而导致的行为，是一种少数人的生活方式。随着同性恋权利运动和人权运动的发展，人们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愈加宽容，对于这样客观存在的现象法律应该持何种态度呢？是肯定还是否定？又或者是视而不见任由发展呢？
一、“同性恋”的起源和历史发展。
变态心理学上说，同性恋只指从少年时期对通行（同性）有性爱倾向，难以建立和维持与异性成员的家庭关系①。虽然同性恋现象古而有之，但同性恋这一概念却是晚近才出现的。随着对人类个性发展与人类性行为研究的开展，人们才开始了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创造出同性恋这一概念。今天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同性恋一词， 英文写作homosexuality。这个单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匈牙利作家Karl Maria Kertbeny为同性恋者争取正当权益的一篇文章中。
1970年同性恋解放运动兴起，gay才普遍被用来称呼男同性恋。英文单字gay，本意指“感觉快乐，明朗的”。创造这个词的意思在于：GAY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而且，也可以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现在，通常使用gay来指称男性的同性恋者。而用来指代女同性恋者的lesbian一词来源于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勒斯波斯（Lesbos）岛妇女群体中的同性恋诗人萨福，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同性恋”这个称呼，而是使用更为隐讳的表达，例如“断袖”、“龙阳” 和“余桃”， “龙阳”、“余桃”、“断袖”、“男风”、“香火兄弟”、“龙阳癖”等来暗指男性同性恋现象。在现代中文口语中，常常使用“同志”来称呼同性恋者。


二、同性恋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
同性恋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 在当今各正文化纵横交错的时代，又叫做“男色文化”。 同性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存在过，在古代不同的文化对同性恋的认识、态度不同，据以订立的法律也就不同: 古埃及人曾把喜好男色看得很正常; 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与武德、理智、审 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质相联系, 因而特别推崇; 我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 还有“分桃而食”春秋 ○2、“龙阳君”战国○3 、“断袖”汉○4 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 虽然同性恋现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 但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 其社会地位却经过了复杂的变迁。总体说来, 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使得同性恋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的罪犯转变为病人○5。根据《圣经》中的“原罪说”: 同性恋是一 种罪恶, 它违反了婚姻是两性的结合、违反了生育和繁衍的原则, 因而它应当受到歧视和惩处。早在公元4世纪, 罗马成文法就明确规定同姓恋是违法行为, 有些国家还规定同性恋者要受到长期监禁和苦役, 甚至要用火刑、绞刑等方法处死。著名的神学、法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同性恋是“违反天性”的行为, 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至此之后, 随着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国教, 同性恋行为便被普遍地列为犯罪。直到19世纪,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病研究人员才把“同性恋”归类为疾病, 认为它其实是一种性心理障碍。“同性恋” 这一术语也是在这个时期1869由德国医生正式提出。第二次转变是认为同性恋是身体或心灵的病态, 转变为认为它不是病, 只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个人倾向。早在1948年, 美国金赛博士的《男性性行为研究》报告中, 他就对同性恋病理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50年代初, 人类学家克利夫兰•福特和弗兰克•比齐在通过对跨文化人类行为的研究后, 得出结论:“同性恋和 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 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能力，将它视为与异性恋并行的正常的行为方式” ; 1973年, 美国精神病学会率先作出了将同性恋剔除疾病分类的决定; 1994年, 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 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 2001年4月, 在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 我国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至此,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完成了“同性恋非病理化”最为关键的一步。第三次转变即是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在许多 国家合法地位的获得, 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与众不同的 生活方式而已。遗憾的是: 这一转变在我国还未实现。6




三、各国同性婚姻的立法及婚姻情况
伴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展，不少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用法律明确了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地位。在澳大利亚产生了第一个要求用法律明确承认同性恋家庭的议案后，1988年12月，丹麦国会通过“同性恋婚姻法”，使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婚姻被法律认可的国家。该法案规定，同性婚姻中的配偶双方在遗产、继承、住房津贴、退休和离婚方面，享有与异性婚配相同的权利。法案通过后三个月内，丹麦即有600余对同性恋者成婚，其中80％是男同性恋者。
1994年6月，瑞典国会以171票对141票通过法案，成为继1988年的丹麦，1993年的挪威之后第三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1998年，荷兰订立法例，准许同性注册成为伴侣，申领养老金、社会保障和遗产。2000年12月，荷兰参议院通过一项法律，不但允许同性恋者结婚、领养孩子，而且可以完全享有与异性婚姻相同的所有权益。
2000年1月，法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公民互助契约》，规定“同居伴侣”可以登记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它与荷兰1998年的《家庭伴侣法》十分相似，因为该法中的“伴侣”，既包括同性伴侣，也包括异性伴侣。
2000年11月10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有关同性恋者结为生活伴侣的《生活伴侣登记法》，社会上简称为“同性婚姻法”。按照此法律，同性伴侣可以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结为“生活伴侣”，“生活伴侣”的社会与法律地位与传统异性婚姻类似。
2001年6月22日，比利时部长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规定今后在比利时境内的婚姻不一定必须是异性间的结合，婚姻也可能是由两名男性或是两名女性所组成的。
2001年6月28日，英国伦敦市政府宣布正式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并从同年9月份开始提供同性伴侣登记服务，为同性恋者举行类似婚礼一样的结合仪式，伦敦自此成为英国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城市。自2002年1月10日，英国国会开始讨论一项“同性婚姻法”的草案，正式着眼于同性伴侣的婚姻权益问题，考虑同性伴侣是否可以享有诸如合法异性婚姻项下的一系列权利，包括配偶死后可以自动继承遗产的权利，继承一些租约和养老金的权利。
2001年10月，芬兰国会通过了一部法案，允许同性恋者以伴侣身份登记，该法于2002年3月1起正式生效。根据这一法律，同性恋者在登记注册确定伴侣关系后可获得部分同合法异性夫妻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该法规定了同性恋者登记注册的条件：双方必须年满18岁，但如果双方有一人是已婚者则不能登记，两人如有近亲血缘关系也不能进行登记。另外，该法还规定，登记注册的同性恋者只有在一方去世后，或通过法院才能解除双方关系。登记的同性恋者在对方去世后可以继承其遗产，有权领取家庭养老金。但该法不允许同性恋者收养子女，包括互相收养对方子女。
2003年6月10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赋予同性婚姻合法的地位，安大略省上诉法院裁定加拿大现行法律关于婚姻的定义违反了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平等权，因为它只把婚姻限定于异性恋者之间。这个决议使得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成为北美第一个认同同性婚姻的管辖区。
2005年4月25日，西班牙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社会党政府的同性恋婚姻法案，这一法案不仅允许同性之间结婚、组建家庭，而且还可以领养小孩。
四、面对同性婚姻，中国法律应该何去何从？
在中国，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而成并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7。
在当前我国的制度环境中，法律对与同性恋现象，应该说还是保持沉默，即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对同性恋进行合法化的确认，也没有反对的迹象。在今天的我国，同性恋还是处在制度真空下的一种特殊的“恋爱和性的关系”。因此，发生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只要不涉及未成年人，无人告诉，很少会受到法律制裁。在其他方面，如人权保护、刑事制裁、婚姻家庭、行政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权利保护等，都找不到任何零星的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定性、解决，完全取决于相关人员的裁量。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开始实施，流氓罪作为类别被取消，传统上包含鸡奸的罪名不再存在，对于同性恋的行为更是无法可据了。
（一）同性恋者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地位
同性恋者是否可以结婚，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婚姻家庭是同性恋关系中比较尴尬、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国没有像德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国家具有专门关于同性恋婚姻的法律，也没有像法国、阿根廷等国那样通过婚姻法律制度默许同性恋婚姻，我国的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关系双方仅仅局限于“男女双方”，而没有扩大到同性之间。所以可以肯定，在立法、制度层面上，我国是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同性婚姻最多只是无效婚姻或者同居关系。
按照我国婚姻法总则第二条规定，我国同意“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对这条规定的解释自然认为婚姻主体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而不承认同性婚姻家庭。由于婚姻家庭中的前提条件——允许同性结婚——尚未得到肯定，同性恋者不具有合法主题。因此，其他相关的法律关系，如同居、财产继承、监护、探视、抚养、领养等，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不过，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同性恋婚姻并非不存在，只是未被取缔。事实上，中国已有同性恋婚姻的存在。据报载，1990年，福建省一对男同性恋者申请结婚许可，经地方报中央获准。1991年，广西省一对女同性恋者申请结婚，经地方报中央获准。
我国在《婚姻法》修改过程的确出现了有关“同性婚姻”的争论。2000年8月31日，北京部分婚姻法专家、社会学家、法律工作者，就婚姻法修改中的热点问题召开了研讨会。会上，有社会学家提出了关于考虑“同性婚姻”的建议。○92001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文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征求全民意见。在反馈意见中，有学界代表认为，在当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状况下，新婚姻法应“以人为本，尊重现实”，作为人类情感组成部分的同性爱在新时代也应得到与异性爱婚姻家庭同样的法律地位保障，而不应回避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指出，人们对婚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需求：心理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生理上的需要、生活上的需要。同性爱己被证明非医学疾病，它作为人类情感的一部分，与异性爱同样存在上述四个方面的需求，所以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一部具有“长远意识”的婚姻法应当包含同性爱者的婚姻，而家庭的定义（结构、形式）除了常识上的异性夫妻和子女等组成的家庭外，还应包括同性爱者组成的家庭。即使婚姻法不涉及同性爱者的婚姻权益问题，也应当提倡社会公众至少不歧视社会上存在着的特殊婚姻和家庭关系，以尊重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多元化的选择。要求“不同性取向者应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不同价值取向的人或人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社会才能长久地安定团结。” ○10
（二）同性恋者的法律权益和社会认可
根据调查，同性恋者都盼望在社会上获得完全平等地位的一天，但很多人因为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一天而陷入悲观。
　　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体现，因此同性恋者的法律权益和社会的宽容是分不开的。同性恋者的法律权利包括平等就业权、住房权、公开从军权，以及婚姻权等，而婚姻权的获得则自动带来配偶间的财产继承权、共同医疗保险购买权、离异后要求赡养费等一系列权利。可以说，争取法律权益的目标比较明确。
　　法律如果能够保障同性恋者的基本权益，将为同性恋者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对于许多同性恋者来说，这份生存空间足以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犹如一个“独立王国”，比如有一定规模的社区或者社交圈，就业、住房、劳保和婚姻权得到保障，法律规定我有平等的权益，我并不用在乎周围人怎么看我，他们也不能因为我的性倾向而在工作上加以阻挠，因为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可以诉诸于有关规定。但如果一位同事因为我是同性恋而拒绝邀请我去参加他的私人晚会，我何必因为得不到他的“承认”而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失败吗？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朋友交往，跟这位恐同同事“老死不相往来”，于我何损？
　　一方面，社会越来越走向宽容，人们对同性恋者渐渐见多不怪。另一方面，随着同性恋社区进一步扩大和公开化后，即使与异性恋者在社交上“绝缘”，同性恋社区本身就是个巨大的经济市场，因为需求预示着利润，而利润则会创造供应。比如说，欧美国家的同性恋杂志几乎就是由同性恋者一手操办的，完全以同性恋读者为订阅客户，全然置恐同势力的反感于不理，因为法律保障了起码的出版权和发行权。目前还出现了少量以同性恋者为客户的养老院。可以说，同性恋社区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实行“自给自足”，不必看恐同人士的眼色行事。
　 但是建国后，随着国家对社会性服务行业的清理禁止，社会对性更加的讳莫如深，以及为性所赋予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内涵，同性恋为社会所不接受，但是也只是在传统思维上而已，从来没有从政治层面上对同性恋进行过打击迫害，即使是中国第一起同性恋案件，最后的审理也表示法律无次方面条文而不了了之，显示了政治层面对同性恋的宽容，这使得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中国的少了很多历史障碍－－虽然在立法上中国更为保守。

（三）从法理角度思考“同性恋”

面对为数不少的同性恋者，如果法律忽视了他们的权利，这似乎也违背了宪法所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国官方2004年首次向外公布了中国同性恋人群的数量： 综合消息我国卫生部门近日一项调查表明，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6％，按此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有专家估计，这个地下人群数目可能在5000万人左右，而且高校学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11
从人权的角度而言，婚姻自主权和幸福追求权是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有崇尚情欲、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与权利。幸福追求的方式很多，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是幸福追求的一种表现，而生活方式也有很多，可能独自一人生活，可能两人同居而不生育，可能是同居并且生育，可能生育但不同居或者不结婚，可能结婚不生育，也可能结婚并且生育。法律也不应排斥同性恋者享有此种权利，而且，据此同性恋者应该具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地位。所以，同性恋者在传统婚姻观念的压力下，常常被迫走入异性恋婚姻，反而影响了婚姻的质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也好似与和谐社会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