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转化型抢劫罪/韩艳春
时间:2024-06-16 11:30:37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336
浅议转化型抢劫罪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韩艳春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类型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转化型抢劫罪分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在这二类转化型抢劫罪中，第一类是基于前提行为“携带凶器”而转化，第二类是基于后续行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而转化，二者相对而言，“携带凶器”是静态的、消极的，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动态的、积极的。第一类可称为消极转化型抢劫罪，第二类可称之为积极转化型抢劫罪。
二、笔者对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的理解
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转化型抢劫罪现行立法，是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的。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贯穿于刑法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它当然也是我们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指针。
从立法层面上分析，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所谓罪刑法定原则，简而言之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对此我国刑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有几项基本要求：1.罪刑法定化，即犯罪与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2.罪刑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的法律规定；3.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文字清晰，意思确切，避免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从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条文看，该两条分别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或者“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均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刑法的上述规定符合“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的要求的，因而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
三、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
转化型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问题，有的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是按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一般抢劫罪处罚，其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也应该与一般抢劫罪相同；有的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行为，转化型抢劫犯罪就是既遂，换言之，转化型抢劫罪没有未遂。
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抢劫罪是罪质相同的犯罪，一般抢劫罪把财物取得与否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作为与其罪质相同、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致的转化型抢劫罪就没有理由采取与此不同的标准。
具体说来，就是在盗窃、诈骗、抢夺取得财物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时，以行为人是否最终获得了财物为标准区分既遂和未遂。如果行为人最终取得了财物，就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因为行为人出于拒绝交还财物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那么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财物就能反映出犯罪得逞与否。但行为人如果是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如何认定呢？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出于上述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客观上也起着保护、控制赃物的作用。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也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赃物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
区分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财物为标准，因此在盗窃、诈骗、抢夺没有取得赃物，出于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这二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的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它抓住了此类犯罪属于贪利型犯罪这一本质特征，把着重点放在了是否夺取财物上，而不在于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而不是以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决定既遂与未遂的区别。如果对这种情况认定为既遂，出现的后果是：在普通抢劫的场合，采用暴力手段而未得到财物，或者当场被物主夺回了财物，一般只能是抢劫罪的未遂。事后抢劫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不至于超过普通抢劫罪，把普通抢劫当未遂处罚的情形，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显然有失公允。
四、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立法完善
笔者认为，刑法的规定应同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而现行刑法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与罪责刑事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刑法相关条文应作以下相应的修改：将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携带并明示或暗示凶器进行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将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调解协议的执行效力可否及于第三人
朱凯
【案情】张兰借给魏亮10万元，因魏亮在约定期限内未能履行给付，张兰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魏亮给付借款10万元及利息。法院受理后，被告魏亮主动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案外人魏岩（魏亮之哥）主动参与进来，经双方协商，原告张兰与被告魏亮及案外人魏岩达成如下协议：1、借款10万元由魏亮和魏岩共同负责清偿。2、原告放弃对利息的要求。调解协议生效后魏亮及魏岩均未履行义务，故张兰向法院申请执行。
【争议】由于本案中调解协议中有案外人履行义务的条款，该调解协议可否强制执行，及申请执行人张兰应以魏亮还是魏岩为被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执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在诉讼过程中达成和调解协议是三名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具有合法性，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执行的法律依据的相关规定，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由于张兰在诉讼程序中，经法院调解，同意了案外人魏岩对该笔借款的偿还，属于部分债权债务的转让，形成了新的契约，经法院的审查确认，因此张兰可以以魏亮及魏岩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
第二意见认为，该案在诉讼过程中由于有案外人的加入，因此对和解协议的效力是否及于该案外人应予以考虑，案外人魏岩不履行该调解协议时，张兰可以依据该调解协议申请执行，但被执行人也只能为魏亮一人。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首先在本案在调解协议可否强制执行，应看调解协议是否合法。
一、调解协议的合法性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一项制度，它也是目前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同时也是鼓励法官在实际审理案件中应用的一种结案方式，对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矛盾有良好的作用。诉讼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调，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了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破产还债程序外，只要不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均可由当事人达成协议，法院予以确认。从性质上讲，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解决他们之间矛盾和争议的合意，具有契约的性质。调解协议的内容本身是协议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的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张兰、魏亮与案外人魏岩之间达成的协议，其内容是三方的合意，即三方订立的契约，又因为该协议是在诉讼中调解形成的并经法院确认，从而转化为法院的有效的法律文书形式。
二、调解协议的效力
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民事调解协议表明双方当事人对曾经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已取得共识，并得到法院的确认，原先争议的法律关系演变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
2、结束诉讼的效力。当事人不得以同一吊带裤和理由向人民法院再行起诉，这是程序上的效力。调解协议是当事人根据自愿、合法原则，充分协商达成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送达前，允许协议当事人反悔。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协议内容是否合意，因而不存在上诉的问题。
3、强制执行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当具有履行调解协议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未按调解书履行义务时，权利人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案中当事人及案外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完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案外人与被告之间达成了债权债务的部分转移，且原告同意。三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三方的合意，虽然案外人不是本案原、被告，亦不是第三人，但系其自愿参加进来，因此法院不应反对，应予确认，经法院确认后该协议被赋予了法律效力。
三、执行效力的范围——可否及于案外人
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赋予了强制执行的效力，权利人可以申请法院执行。没有案外人参加的调解协议，被执行人即是履行义务的一方，本案中由于案外人魏岩的加入，成为了履行义务的一方。其是否可以成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笔者认为，由于该调解协议是三方当事人共同协商达成的合意，原告作为债权的所有人同意被告与案外人对该债权的共同偿还，对债权的部分转让予以同意，因而形成了新的契约，该契约经法院确认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调解书，因而原告张兰可以以案外人魏岩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魏岩应依照协议履行，否则法院可依调解协议内容执行案外人魏岩。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朱凯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又进一步明确：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在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 有的人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如果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就是二次惩罚。本人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诚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尽管的确能够抚慰被害人受到的精神伤害，但是在有些案件中，仅靠刑罚惩罚尚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有些案件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后，自己的痛苦可能还会加深。尤宗智教授曾提出“多年来，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按一般人包括法律专业人士的常识，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侵权行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肯定比一般侵权更为严重，如果将犯罪行为强行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外，将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如果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诽谤罪，被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果程度较重而构成了诽谤罪，被害人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受到一般侮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遭到了强奸，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财产作为补偿精神损害的一种方式，其用意不在于单纯将被害人的人格等同于商品。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和其他弥补精神损害的方式，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一样，是作为抚慰被害人精神痛苦的一种形式。 实践证明，在许多案件中， 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国家公力惩罚的情形下，这种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以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所以，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