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条例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八十五号)
文号：第八十五号
《深圳市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条例》经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8年7月22日通过，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08年9月26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
深圳市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条例
（2008年7月22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08年9月26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深圳市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保证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及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区人大常委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检查。
市、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就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也可以就其中部分内容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第三条 市、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执法检查具体工作。
执法检查组集体开展执法检查活动。
第四条 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应当配合执法检查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二章 计 划
第五条 市、区人大常委会应当制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
第六条 市、区人大常委会年度执法检查计划（以下简称执法检查计划）根据下列途径反映的问题确定：
（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执法检查议案；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
（三）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四）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五）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
（六）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执法检查计划项目的建议。必要时，市、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征求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第七条 执法检查计划草案由市、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组织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编制。
第八条 执法检查计划应当在每年人民代表大会闭会后一个月内提请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讨论决定。
执法检查计划决定后，市、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将执法检查计划书面告知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执法检查计划应当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市、区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项目每年不少于两项。
市、区人大常委会可以联合开展执法检查。
上级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工作需要下级人大常委会配合的，下级人大常委会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条 市、区人大常委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时，应当报告执法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
第十一条 执法检查项目需要调整的，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可以提出建议，由市、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提请主任会议讨论决定。
第三章 组 织
第十二条 市、区人大常委会应当根据执法检查计划，按照精干、效能的原则，组织执法检查组。
执法检查组的成员，从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确定，并可以邀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执法检查组可以邀请上级、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有关专家、市民代表参加执法检查活动。
第十三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负责下列工作：
（一）拟订执法检查工作方案，提请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二）执法检查活动的联络、协调、安排等具体工作；
（三）组织有关问题的调研、评估；
（四）草拟执法检查报告；
（五）有关执法检查的其他工作。
第十四条 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执法检查的时间、内容和要求；
（二）执法检查的方法和步骤；
（三）执法检查组成员名单；
（四）其他事项。
执法检查组可以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第十五条 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经主任会议讨论决定后，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负责法律、法规实施的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程 序
第十六条 执法检查组开展执法检查前应当集中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熟悉执法检查工作方案。
第十七条 执法检查组应当向社会公开执法检查事项和执法检查组联系方式，征求公众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和执法检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 执法检查组应当听取负责法律、法规实施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执法情况汇报。执法情况汇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
（二）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三）改进执法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四）完善本市有关立法的建议。
人民政府可以委托具体负责法律、法规实施的有关部门、机构（以下简称实施部门、机构）汇报执法情况。
第十九条 执法检查组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调查、座谈、检查、听证、民意测验、抽样调查、评估以及查阅有关档案、案卷等多种方式了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
第二十条 执法检查组应当按照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要求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
执法检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执法检查的基本情况；
（二）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基本评价；
（三）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四）改进执法工作的主要建议；
（五）完善本市有关立法的建议；
（六）其他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一条 执法检查报告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市、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应当在会议闭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连同执法检查报告一并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第二十二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审议意见以及执法检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处理，并将研究处理情况由其办事机构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三个月内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
第二十三条 执法检查完成后，可以根据下列情况依法组织执法情况跟踪检查：
（一）实施部门、机构已经采取整改措施，但有必要对整改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的；
（二）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需要进行跟踪检查的。
主任会议可以根据上述情况决定跟踪检查，跟踪检查情况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二十四条 市、区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其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涉嫌违法问题，统一转交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对涉嫌重大违法问题或者执法中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可以听取实施部门、机构的汇报，必要时，由主任会议听取汇报并责成实施部门、机构依法处理，报告处理结果。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六条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以下简称特区法规）、较大的市法规（以下简称较大市法规）在实施前，实施部门、机构应当制定法规实施工作方案；特区法规、较大市法规修改或者废止的，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认为必要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实施部门、机构应当制定法规实施或者废止工作方案。
法律、行政法规、广东省地方性法规的实施、修改或者废止对本市有重要影响的，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可以建议实施部门、机构制定法律、法规实施或者废止工作方案。
法律、法规实施工作方案应当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七条 实施工作方案包括下列内容：
（一）根据授权制定相应的处罚实施标准、技术规范、具体实施办法的计划；
（二）法规宣传普及工作计划；
（三）执法培训计划；
（四）需要建立、健全的相关配套措施；
（五）必需的人员、编制、经费等落实计划；
（六）其它事项。
法律、法规废止工作方案包括废止后相关工作的具体安排。
第二十八条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经主任会议委托可以对法律、法规实施或者废止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时，其工作报告的内容包括本年度特区法规、较大市法规的实施情况。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应当在每年一月份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上一年度特区法规、较大市法规实施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负责实施的法规名称；
（二）实施情况以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广东省地方性法规制定、修改和废止情况及其对本市的影响；
（四）完善本市有关立法的建议。
第三十条 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广东省地方性法规对本市适用特区法规、较大市法规有重大影响的，实施部门、机构应当自法律、法规颁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说明适用法律、法规变化情况以及完善本市相关立法的建议。
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应当研究实施部门、机构提交的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并向主任会议报告。需要组织执法检查或者制定、修改、废止有关法规的，可以提出列入年度执法检查计划或者立法计划的建议。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对有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实施法律、法规情况的执法检查，参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方支付之定性
——试论托付法律关系
于颖 武汉大学法学院
自2012年1月1日起，有超过百家有资质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可以合法的经营第三方支付业务，然而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定性问题上的含糊不清将会导致当事人难以预见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法律结果、在纠纷发生时适用法律的不准确，以及增加涉外案件中的法律冲突所带来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甚至判决承认与执行等一系列的国际私法问题。
一、第三方支付法律关系定性的背景
（一）我国第三方支付的实践与立法现状
实务领域中所称之“第三方支付”在我国普遍使用于远程消费者合同中，即远程消费者合同中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第三方支付的方式，买方将合同约定的价金存入第三方账户，待卖方按约定履行义务完毕时，买方指示第三方向其支付价金的付款方式。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为23亿元，[1]2007年第三方支付交易就突破1，000亿元，[2]在2008至2010年短短的3年间，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规模翻了近4翻，[3]2011年中国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同比又增长了118.1%，规模达到22，038亿元。[4]
尽管我国第三方支付行业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但我国立法中关于第三方支付法律关系的规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2010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非金融支付机构服务管理办法》，首次明确赋予第三方支付机构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解决了在此之前第三方支付机构违反《商业银行法》的规定、非法从事专属银行中间业务的无照经营的情况，将取得资质的、提供支付服务的非金融机构定义为“支付机构”，国内俗称为“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人民银行从2011年5月起共核发了101张牌照，目前这101家第三方支付企业经营着2万亿元以上的年交易额，然而关于第三方支付法律行为的定性却在现有立法上找不到相关的依据。
（二）第三方支付的法律关系分析
每一个第三方支付行为的发生都涉及到两个合同：第一个是买方和卖方所缔结的买卖合同。该合同为主合同，涉及买方和卖方两方当事人，也就是远程购物领域的远程消费者和商家；第二个合同是涉及三方当事人的第三方支付合同。该合同是为了保障主合同的顺利履行而缔结的通过第三方进行支付的合同，为附属合同，涉及当事人包括买方、卖方以及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的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买方在付款的时候，会有多种选择，通过现金、汇款、信用卡转账的方式直接向卖方予以支付的方式不属于第三方支付，不会产生该附属合同，只有当买卖双方选择通过第三方支付方式支付货款时才会涉及到这个合同的产生。当买方点击卖方网页上提供的“第三方支付方式”（如支付宝）付款时，该合同才告成立。买方将款项付至第三方的专门账户中，虽然财产发生转移，但该帐户中的财产所有权并不属于第三方服务商，是区别于其自有财产而独立存在的，付款成功时该合同生效。在收到货款后，第三方会通知卖方发货。一般的第三方担保交易行为会发生两种结果：一种情况是卖方按照主合同中的约定将货物发送至买方，买方确认无误后指示第三方向卖方付款，至此合同履行完毕；另一种情况是卖方没有按照主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第三方就要将价金返还给买方，该合同也履行完毕。
（三）第三方支付定性的法律问题
定性在国内法与国际私法中都是相当关键的问题。[5]定性（亦称归类），是指依据一定的法律观念，对有关的事实构成做出分类，将其归入一定的法律范畴，从而确定其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无国界性是网络的先天属性，大量通过第三方支付方式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活动都带有国际因素，需要国际私法来调整。在国际私法中，定性又称为识别（characterization，classification or qualification），是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它决定着法院具体援引哪一条管辖权规则和冲突规范，因而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处理结果。[6]
《非金融支付机构服务管理办法》虽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主体资格做了规定，然而该管理办法仅仅是从公法的角度所做的金融管理层面的规定，不仅未对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者与使用其服务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定性，也未对相关的民事权利义务做出任何的规定。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一系列法律问题向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当事人如何能够正确地选择法院进行诉讼？法院如何来确定自已是否有资格行使管辖权？如何正确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如何解决此类案件的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当事人的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
二、普通法上的第三方支付
（一）普通法对第三方支付的定性
如果一位住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与住所在我国的某一商家订立买卖合同，并选择通过我国的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第三方支付方式进行支付。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承诺人将法律文件或财产交由第三人保管，待特定期限结束、或在约定条件成就时，由该第三人将其保管之法律文件或财产交给受诺人，此种法律关系为托付关系（Escrow）。[7]在发生有关该支付协议的纠纷时，根据美国加州的法律，美国加州法院对此案件有管辖权，该消费者就可以在其住所地加州提起诉讼，法院适用加州的法律将该种法律关系定性为托付关系，[8]而最终会适用加州的实体法来处理该案件。
（二）普通法中托付的含义
布莱克斯顿早在其1765年的《大英法律注释》[9]中，就对托付做过如下定义：托付是由第三方保管至受让人履行约定条件时才交付的契约。第三人称为“受托付人”（Escrow Depository，Escrow holder或Escrow agent）；交由第三人保管的财产或法律文件称为“托付物”（The escrow）；此种交付方式为“经托付交付”（In escrow）。[10]卖方将与财产权相关的契据和其他文件交由一个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保管，买方也同样可以将部分或全部的价金交由该第三方保管，直到双方当事人在托付合同中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第三方才将契据和其他文件交给买方，并将价金交给卖方，至此该托付合同履行完毕。[11]
托付在普通法上的历史至少有500多年了。[12]最初，在普通法中使用托付方式的目的，在于为金额庞大、权利义务关系较为复杂的土地产权转让交易提供履约保障；而如今，托付已广泛适用于民商事交易的各个领域，包括买卖、租赁、贷款、抵押等合同义务的履行保障。可以通过托付交付的财产包括权利证书、任何动产以及金钱。可以通过托付交付的权证不仅包括不动产产权证书，还包括抵押权证书、债券、本票、不动产买卖合同、特许权证书、人寿保险单、专利证书以及使用许可证和股票等等。
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履约保障机制，托付的适用现在已渗透至各种规模之交易，从远程消费者合同几元钱价款的小额支付，到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不动产交易的实现，甚至连一些大灾难的集体诉讼赔偿基金[13]的保障也适用。例如联合国曾为伊拉克“石油换食品”项目基金设立托付账户，[14]至2003年底该计划结束之前，在规定的时间、特定条件下该账户都会按照联合国决议向伊拉克拨付几亿至几十亿不等之款项用于伊拉克购置食品的支出。[15]联合国在2010年4月1日又将该托付账户中剩余款项全部转至伊拉克发展基金托付账户中，以保障伊拉克将该笔款项专门用于伊拉克人道主义物资购置和经济重建上。[16]
（三）普通法系中的托付制度
普通法系的很多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托付成文法，但是实践中应用托付作为交易履约保障已经非常普及。英国普通法院自十五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支持托付作为履约保障的案例。[17]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英国的托付法律制度体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18]托付的出现虽然源自500年前的英国，但是在19世纪后，却在美国蓬勃发展。[19]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与其具有较完善的托付制度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学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曾经断言：托付法律制度堪称美国法律体系中最璀璨耀眼的部分，从功能效益的角度来说，托付法无疑占据了美国法律体系金字塔的塔尖位置。[20]
美国托付法律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托付合同法，其渊源主要由普通法的判例构成；另一部分则是对从事托付行业的第三人的各项相关法律规定，包括第三人的资质、政府对第三人的监管以及惩戒制度等。美国将第三人作为信用机构看待，因此其托付制度侧重于保护使用者特别是消费者，而对第三人的要求则非常严格甚至苛刻，并施以大力度的监督管理。普通法上的托付制度将第三人的信用安全作为整个制度的核心，通过信用置换来保障合同安全，以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
美国联邦及各州之所以强调对托付第三人进行严格管理的原因是，托付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合同中所付出的对价是其自身的信用，立法严格规制的目的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保障力来确保第三人所提供信用的可靠性，从而实现为合同完全履行提供履约保障。在美国，受托付人必须是一个独立、中立的并且与买卖关系无关的第三人，通常由银行、信托公司、产权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独立的托付经纪公司等信用度较高的机构担任。在上述几种资质第三人中，独立的托付经纪公司作为托付合同第三人的情况，是最容易出现隐患、风险的，所以许多州都有专门的规范托付经纪人（Escrow agent）资质与行为的立法，这部分内容构成美国最重要的托付成文法立法，称为托付法（Escrow law），例如亚利桑那州、[21]加利福尼亚州、[22]新墨西哥州、[23]华盛顿州、[24]内华达州[25]等。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先进的托付成文法当属加利福尼亚州《托付法》，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部有网络托付专门规定的立法。加利福尼亚州1947年通过了世界上首部[26]托付的成文法立法——“加利福尼亚州托付法”[27]（California Escrow Law）。加州托付法随时代发展多次修订，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1999年其内容增加了规范网络托付关系的相关规定；[28]最新修订版于2009年8月5日通过，由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签署，[29]在2010年1月1日正式生效。加州托付法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托付法律制度体系，由市场准入规范、当事人权利义务规范、信用评价及公示规范、政府监管规范、惩戒规范等等法律制度构成，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调整托付关系的专门立法的典范。
三、我国法律对第三方支付定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