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社会救济条例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12月31日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公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保持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社会救济，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本省常住户口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人员给予的救助。社会救济应当保障救济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救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设立社会救济专项经费；组织社会力量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救济对象开展生产自救；提倡和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捐赠资金和物资，支持社会救济事业；鼓励和支持志愿者为救
济对象服务。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社会救济工作，负责社会救济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财政、审计、监察、劳动、人事、统计、教育、社会保险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工会等组织各负其责，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社会救济工作。

第二章 社会救济范围和形式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有权申请社会救济：
（一）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是没有赡养、抚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
（二）领取失业救济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员；
（三）在职人员、下岗人员、离休退休人员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员；
（四）城镇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的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员；
（五）农村村民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人员；
（六）遭受自然灾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人员；
（七）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给予社会救济的人员。
符合前款规定，但违反《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的人员，必须落实计划生育补救措施后，才能申请社会救济。
领取失业救济的人员以及无业、下岗人员，经劳动服务部门两次介绍就业，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就业的，不予救济。
因吸毒、赌博造成自身生活困难的不予救济。
第六条 社会救济分以下几种形式：
（一）符合本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的人员，在城镇的，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在农村的，实行五保供养，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和保葬。对其中的未成年人还应当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
（二）对符合本条例第五条第（二）、（三）、（四）、（五）项的人员，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行差额救济；
（三）对符合本条例第五条第（六）项的人员，实行自然灾害救济；
（四）对符合本条例第五条第（七）项的人员，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社会救济；
（五）对符合本条例第五条的人员，生活发生特殊困难的，实行临时救济。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救济对象采取发放现金、实物，按规定减免税收或有关费用等方式予以救济。
第八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鼓励和帮助救济对象自谋职业，在医疗、子女入学、房屋租赁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扶持。

第三章 社会救济标准
第九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城、乡和不同地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下列情况确定，并视情况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一）维持吃、穿、住、医疗等基本生存所需物品、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其中未成年人增加义务教育费用；
（二）基本生活消费物价指数；
（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
第十条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规定，但不得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
第十一条 自然灾害救济以保障灾民吃、穿、住和因灾害引起的疾病治疗等基本需要为主，对恢复住房确有困难的，可给予适当补助，具体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二条 临时救济标准由乡、民族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主管民政工作的机构根据救济对象的困难程度确定。
第十三条 本条例实施前，救济对象享受的救济标准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维持原有标准不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待遇的优抚对象等人员，其抚恤金等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四章 社会救济程序
第十四条 申请社会救济，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救济对象是孤儿的，由其监护人代理）向户口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由乡、民族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主管民政工作的机构审批，或者由其审查同意后，报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审批。审批权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五条 申请社会救济人员，应当如实填写社会救济申请表，提供户口簿、身份证、家庭收入证明等有关证件。
第十六条 乡、民族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主管民政工作的机构或者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七条 乡、民族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主管民政工作的机构对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申请，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批准，或者签署意见后报送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审批；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签署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条件的，乡、民族乡、镇或
者街道办事处主管民政工作的机构或者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或签署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退回，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社会救济申请经批准后，由批准机关发给申请人社会救济证或者社会救济通知。救济对象凭社会救济证或者社会救济通知到乡、民族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主管民政工作的机构领取社会救济款物。
第十九条 原批准救济的机关应当定期对救济对象的家庭收入进行复查，经调查其家庭收入确已不低于社会救济标准的，应当及时停止社会救济。
第二十条 乡、民族乡、镇或者街道办事处主管民政工作的机构应当将救济标准、救济名单、救济金额予以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十一条 因自然灾害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救济灾民，可不受本条例规定的救济程序限制，直接由当地人民政府决定救济方案并组织有关部门从速办理。

第五章 社会救济经费和物资
第二十二条 社会救济经费和物资来源：
（一）国务院下拨的特大自然灾害补助等社会救济经费；
（二）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的自然灾害救济费、灾民救济粮差价补贴款、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临时社会救济费等社会救济经费；
（三）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统筹供养五保户的款物；
（四）社会救济经费的增殖资金和集体经济组织筹集的社会救济款物；
（五）社会捐赠或者社会募集用于社会救济的款物。
第二十三条 社会救济经费和物资必须用于社会救济，专款专用、专物专用，重点使用。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救济的需要，按照分级负责的办法落实经费和物资，由政府财政负担的社会救济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集体经济组织筹集的社会救济款物由同级政府负责落实。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落实五保供养的统筹经费和物资。
第二十五条 各级民政部门负责管理本级人民政府安排和上级补助的社会救济经费和物资，接收和管理用于社会救济的捐赠和募集的款物。
财政部门对社会救济经费实行预算管理，并与审计、监察等部门共同监督社会救济经费和物资的使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申请社会救济的人员，对审查和批准机关的不予批准或者对答复不服的，或者救济对象对停止社会救济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民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一级民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决定。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七条 在社会救济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条件的救济对象发放救济款物的；
（二）虚报、克扣社会救济款物的；
（三）贪污、挪用社会救济款物的；
（四）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八条 冒领社会救济款物的，由发放单位追回已领取的社会救济款物，并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以暴力、威胁等手段阻碍社会救济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9年3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2月31日
执行难的一个解决方案

李庆民


法律白条成为中国法律的特色风景，执行难构成司法机关自身诚信度的极大考验。到底难在哪里？哈耶克说“知识使人自由”，这句话放在中国法律进步的视野下，显然不成立，即使成立，倒可以解释为法律知识使债务人更加自由---不还债的自由。也就出现了黄世仁哀求杨白劳的黑色幽默剧。20几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如火如荼，毫不逊色于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的运动能力，但是，很明显，仅有立法肯定不是法制建设的全部，更不是法治。
那么，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从小的方面讲，往往归因于法院工作人员太少，力度不够；大的方面讲，固然有诚信文化的缺失，传统道德的颠覆等因素。但是任何文明、观念、意识的变化都是渐进的，不可能因为突变造成。追根溯源，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不外乎包括政治影响、教育、市民风气、法律文化、商业惯例、道德水平等因素。上述因素除法律因素外，均不是我们短期所能解决的，本文仅从法律的角度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法院是司法机关，属于司法机关中的审判机关。顾名思义，法院是以审判案件作为工作中心，执行无论是否属于司法工作的内容，肯定是不属于审判工作。这样，在法理上，我们就把执行从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分离出来了。这就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审判工作是涉及公正的，是司法的核心，审判权是必须由审判机关掌握的。第二，执行工作不涉及司法公正的问题，因为是与非已经由审判机关明确界定，执行要解决的是落实审判的结论。
既然执行工作不影响司法公正，目前法院执行人员所做的工作是利用国家强制力使得财产、权利回到各自的法律状态，即财产和权利由动态回到静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为，当事人的申请，法院执行人员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这三个过程中，当事人的申请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可以争论的，强制执行阶段暴力抗法的情况也是少数。最难掌握和控制的是债务人财产的调查。难在：
一、 法院执行人员不足，无法进行充分的调查。
二、 我国财产管理和公示制度不健全，比如，房地产属于不动产，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均有严格的登记，法律规定应当公开、公示，任何人都可以查阅，目的是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实际上，有些地方，比如北京，房地产登记资料是不公开的。只有公安、检察、法院三个机关可以查阅，律师都不允许查阅，更不用说一般市场主体。笔者曾经去北京市朝阳区房地局查阅一个楼宇的抵押登记资料，权属科科长说不允许律师查阅，笔者作为法律工作者出示“担保法”，里面明文规定可以查阅，该科长手一挥，别给我讲法律，我这里不认，你要是把上级同意你查的红头文件拿来就给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五年，想起来仍令我辈法律人汗颜，也令我为政府汗颜。这可是首都号称国际化的区的专业管理机构啊。（至今天2004年4月，仍然不允许查阅。。。）
再比如，银行有为储户保密的义务，我国又存在开户管理宽松的情况，一个公司在数个银行开立几个帐户的情况比较普遍。法院执行人员没有能力逐个调查。
有鉴于此，执行工作最难的在于财产的发现。难以发现又可以归因于具备调查权的人员不足。而调查权不影响司法公正。所以，把调查权授予具备法律知识并且具备职业约束的律师，就可以解决这一难题。最近，执行工作引入了有偿举报，即提供债务人财产线索的人将会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酬。这个举措所要解决的就是财产的发现，看来法院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一个原因是激励机制与社会道德相背离，掌握财产线索的人往往与债务人关系密切，或是单位的员工，这种激励很难达到预期。退一步讲，即使能有举报，也是以破坏道德换取，长远来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而赋予律师调查权不同，申请人的律师本身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约束，同时律师具备因为身份所赋予的调查权和当事人授予的调查权，理论上这两种调查权足以保障律师履行职责。只是在当前，法律、政策、执法环境限制了律师的权利发挥。所以法院授予律师执行阶段的调查权，并不是把司法权力下放，而是对律师权利的确认、强化和保障。
在律师调查清楚债务人的财产后，由法院执行人员再以国家强制力保障权利人权利的实现。笔者认为，这是目前解决执行难的一个最现实、最直接、最符合资源配置的方法。同时，执行工作中的违法、腐败现象将会得到根本改善。
Qm888999@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