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杭诉标准是杭诉制度的核心，是否达到杭诉标准是杭诉成败的关键。刑事二审杭诉标准的立法缺失和司法异化，是制约当前我国刑事二审杭诉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完善刑事二审杭诉标准，应坚持强化审判监督职能与追求诉讼效益相结合、符合刑事二审杭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区分刑事二审杭诉标准与刑事再审抗诉标准、坚持实体错误抗诉与程序错误杭诉并重，以及便于司法实践操作、符合诉讼法理的原则。应调适有关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范体系，确立刑事二审杭诉实体标准、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一体的刑诉二审杭诉标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并改判的诉讼活动。刑事抗诉作为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对于实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落实“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检察工作总体要求，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刑事司法公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引起审判程序的不同，我国的刑事抗诉可分为按照上诉程序抗诉（刑事二审抗诉）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刑事再审抗诉）两种。作为刑事抗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二审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依职权启动二审程序，请求上级法院重新审理的活动。《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该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尚未生效的判决、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权力，即二审程序抗诉权。《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2款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并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该条将支持抗诉的权利赋予了上级人民检察院。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强化审判监督的若干意见》等司法解释性文件，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二审抗诉的规定也进行了一定的细化。上述关于刑事二审抗诉的有关法律法规，基本确立和架构了我国的刑事二审抗诉制度。

　 刑事二审抗诉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受立法不完善、执法理念偏差、刑事抗诉运行机制不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审判监督尤其是刑事二审抗诉方面“抗的少、抗的难、抗不赢”的现象比较突出。检察机关刑事抗诉案件数量较少、上级检察机关撤抗率较高、抗诉案件法院改判率较低、抗诉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严重影响了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科学发展。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当前，由于对刑事抗诉理论研究的不足等种种原因，导致目前刑事抗诉制度存在诸多的问题和缺陷，表现为刑事抗诉标准的不明确、检察机关在二审抗诉法庭中的地位模糊、法院的内部请示制度及再审自行启动权架空了检察抗诉权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抗诉制度功能的发挥。”[1]刑事抗诉工作在检察机关内部思想认识和实际做法上存在许多差异：一方面认为法院刑事判决存在问题，如重罪轻判、贪污受贿案件判缓刑多等，而另一方面提出抗诉的案件不多，抗诉后改判的则更少；一方面认为抗诉工作很重要，而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措施的不多，甚至有些规定不利于抗诉工作的开展。[2]如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8-2007年的工作报告显示，这一期间全国提起公诉人数从1998年的584763人猛增至2006年的1029052人，增幅近76％，而同期被提起抗诉的人数却从1998年的3791人减少至2006年的3161人，下降16.6％。[3]这种“徘徊走低”的状况，反映出当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处境比较尴尬。再如，以北京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刑事二审抗诉的情况为例，在2003-2008年这五年间，全市检察机关共审查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裁定75724件，对认定事实错误、量刑明显失当的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二审程序抗诉244件，上级院支持抗诉155件，法院同期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只有57件。[4]在2009年1月至9月，全市检察机关共提出抗诉76件，其中二审抗诉72件，审判监督抗诉4件，上级院支持抗诉51件，撤回抗诉18件，法院判决维持原判16件，改判15件，发回重审9件。[5]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二审程序抗诉案件79件，抗诉率为4.5‰，上级院支持抗诉59件，法院同期改判或发回重审31件，法院对抗诉意见的采纳率为50％。[6]由上可见，北京市检察机关近几年来，积极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加大了对刑事抗诉工作的力度，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无论是刑事二审抗诉案件数量还是质量，均有了较大的提高。[7]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当前司法实践中刑事抗诉案件数量较少、上级检察院撤抗率较高、法院改判率较低的整体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刑事二审抗诉未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制度的设置初衷，抗诉效果欠佳仍是不争的事实。

　 当前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已如前述。可以说，查找和破解制约我国检察机关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瓶颈问题，是检察改革的重要任务，事关检察事业的长远发展。刑事二审抗诉工作之所以出现当前处境尴尬的困境，在我们看来，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不完善、抗诉运行机制不畅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识偏差、执法观念错位、实践操作违规等方面的主观因素。其中，刑事立法层面的影响和制约问题应当说是比较突出的。立法关于抗诉标准的规定不完善是制约当前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立法不完善是刑事抗诉难的根本原因。所谓的立法不完善包括了刑法规定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抗诉条件立法的原则性。如果说实体法规定的过于宽泛导致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是我们无法操控的外部因素，那么刑诉法规定的抗诉条件过于原则化和检察系统内部设定的刑事抗诉标准不明确、抗诉理由单一，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程序性限制。”[8]“导致目前的刑事抗诉制度及相关立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尤其是在刑事抗诉提起的标准、刑事抗诉的程序设计等方面，现有制度和立法的缺陷已经严重制约了刑事抗诉功能的发挥。”[9]众所周知，抗诉标准是人民检察院据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根本依据，乃抗诉制度的核心和抗诉成败的关键。检察机关是否提起抗诉、提起抗诉的程序和范围，以及刑事抗诉案件的审查制度和工作制度等，均须依法进行，而不应随意抗诉、盲目抗诉而滥用抗诉权。而立法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定是否科学，则不仅会影响检察机关对刑事抗诉标准的准确把握，进而影响到抗诉案件的办案质量，而且也与检察机关能否有效行使刑事抗诉权和有力推动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科学发展存在密切关联。合理界定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和条件，既是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刑事二审抗诉权的核心，也是刑事二审抗诉制度发挥其应有效果的关键。解决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突破了制约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科学发展的瓶颈。因而立足于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实际，认真分析我国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缺陷和不足，提出解决刑事二审抗诉法律层面存在问题的对策，为司法机关准确把握刑事抗诉标准提供依据，对于推动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缺失和司法异化

　 （一）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范解读

　 关于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提起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就是认为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和条件进行了必要的细化和具体化，以便在司法实务中更易操作。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监督，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该条对《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的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进行了重申和强调。至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刑事诉讼法》没有进一步明确。有鉴于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7条又对刑事二审抗诉的理由进行了详细列举，即：“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二）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有罪而判无罪，或者无罪判有罪的；（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四）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判数罪、数罪判一罪，影响量刑或者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的；（五）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六）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上述规定为实践中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提供了直接依据。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刑事抗诉工作，提高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先后出台了《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强化审判监督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对抗诉的原则、对象、标准、条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相对具体、详细的规范，不仅细化了《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具体化为“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方面确有错误”的抗诉标准、“刑事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抗诉标准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抗诉标准三类，而且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违法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宜抗诉的几种情形。这些规定大大增强了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可操作性，促进了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高检院有关抗诉意见的精神，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和条件的把握应做到：一要严格把握住“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是刑事二审抗诉的核心。一般意义上说，“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定性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错误和量刑畸轻畸重。二要紧紧围绕定罪和量刑两个核心要素判断提出抗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抗诉作为人民检察院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的一种程序权利，其目的是为保证刑法在具体案件上的正确适用，而刑法的基本问题就是定罪和量刑问题。易言之，不影响定罪或者量刑的一般程序瑕疵问题、个别事实认定问题、民事问题等，不应作为刑事二审抗诉的条件和理由，以保证刑事抗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要正确理解“量刑畸轻畸重”的内涵。量刑畸轻畸重也就是量刑明显不当，并不必然一定要超越刑法典分则为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幅度。从我国刑法典分则所规定个罪采用的法定刑模式来看，对绝大多数个罪配置的刑罚均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只涉及少数几种犯罪），而且有的个罪法定刑幅度伸缩性很大，甚至同一法定刑幅中规定了多个刑种或量刑档次。如果把法定刑幅内量刑的案件一概排除在抗诉的案件之外，势必会不适当地减少“抗源”，对于刑事抗诉工作的顺利开展并无益处。正如有学者指出：“对量刑是否畸轻畸重的掌握，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看量刑是否做到罪刑基本适当，与同类案件的处刑是否做到基本平衡，判决若未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在法定刑幅量刑的，一般也应抗诉。”[10]还有学者建议：“针对当前法院判决量刑上的畸轻畸重的现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界定畸轻畸重的提抗幅度，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统一标准，防止因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严密使违法变得‘合情、合理、合法’”。[11]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重视。

　 （二）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缺失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和条件，对于指导检察机关做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自确立至今，其立法缺失一直为学界所诟病，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适用有关法律时也遇到了不少困惑。如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在实践中各地掌握不统一，造成理解上的混乱，难以把握好刑事抗诉的标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提起抗诉，但什么是“确有错误”，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12]最高检虽然规定了六种可以抗诉的情节，但是对大量存在的是否属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的判决裁定，却没有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从而导致抗诉标准掌握不当，抗诉的盲目性、随意性较大，有时抗诉的效果也不好，抗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显现。[13]另有实务部门的同志也认为，刑事诉讼法关于抗诉条件的规定中，对“确有错误”的界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对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中如何理解“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问题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未就此联合做出任何形式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中也只是做了一些比较原则的界定，实践中不仅操作标准无法统一，而且往往也因为该规定系部门内部司法解释而难以获得法院认同和遵从。[14]由于刑事立法存在模糊情形，抗诉标准难以掌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抗诉案件大部分集中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检察院、法院认识不一致的案件中。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的量刑幅度很大，畸轻畸重的标准难以确定，检察院、法院在认识上往往差距较大，即使上、下级检察院之间也很难统一意见，导致基层检察院提请的抗诉难以得到上级检察院的支持，成为抗诉成功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15]应当说，上述论者对我国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立法缺失的分析基本上是到位的。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立法关于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之外，我们认为，我国关于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尚存在以下一些重要缺失，值得进一步修改完善。

　 其一，立法规定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类型单一。具体来说，刑事立法只规定了刑事二审抗诉的实体标准，而对刑事二审抗诉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的规定则付诸阙如。刑事二审抗诉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的缺失，不仅会影响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的质量，难以实现“敢抗”和“抗准”的有机结合，而且也不利于刑事二审抗诉工作机制的完善，难以体现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在要求。

　 其二，未能区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与刑事再审抗诉标准的界限。刑事二审抗诉与刑事再审抗诉虽然都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抗诉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前者针对的对象是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或者裁定，而后者针对的对象则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涉及到判决既判力、审判效率、司法权威等问题。审判监督程序除了具有救济权利的功能外，更主要的是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过多的监督、不当的监督势必会影响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而且也会损害司法权威和法院的社会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也是司法的严肃性所要求的。因而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标准比按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标准要更为严格，适当增大启动再审程序的难度也是必要的。

　 其三，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审抗诉标准之细化和具体化存在偏离立法本意的现象。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把“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罪名不当，但量刑基本适当的”列举为不宜抗诉的情形，其合理性何在，就值得考量。因为刑事判决或者裁定认定罪名不当显然属于定性错误，如果定性错误，等于整个判决或裁定的基础就是错误的。定罪错误的情况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二审抗诉标准，检察机关理应提起刑事抗诉。明知定罪错误的情况下而不提出抗诉，似与《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法律精神相违背。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若干意见》还确立了“有争议不抗”的原则，主要体现为法律规定不明确不抗，事实有争议且证据没有十足把握不抗。在我们看来，案件在事实认定或证据采信方面存在争议是正常现象，如果以此为标准将某类案件列为不宜抗诉的情况，势必不利于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开展。诚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是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那么坐等法律来明确是不明智的。而通过行使抗诉职责，一方面有利于在更高审级上进一步明确法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今后的立法起到指导作用。如果是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则更应该通过高一级的审理程序来明辨是非。因此，有争议不抗的原则应当取消。”[16]

　 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存在的上述诸多立法缺失，不仅易导致检法两家在定性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和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认识上存在分歧，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和理解上的混乱，进而给检察机关准确掌握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带来困惑，而且也会从实质上削弱刑事抗诉作为审判监督主要手段的职能作用，既不利于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维护公平正义，也有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的形象。因而对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进行立法完善，可以说是很有必要的。

　 （三）实践中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司法异化

　 中国先哲孟子曾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说明法律制订实施了，并不代表它就能自动发挥作用。“纸面上的法”要变成“行动中的法”，需依赖刑事司法的贯彻和落实。从立法层面看，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基本确立了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但应然的抗诉标准其实然运行状态究竟怎样？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到底是如何把握该标准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立足于司法实践，我们发现，我国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过程中，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把握呈现出明显的司法异化现象。

　 其一，检察机关二审抗诉偏重于对犯罪的打击，较为忽视对权利的保障，使实践中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把握出现偏差。刑事抗诉本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基本条件就是认为或者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司法解释也多次明确规定：“既要重视对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的案件及时提出抗诉，又要重视对无罪判有罪、量刑畸重的案件及时提出抗诉。”而实践中的情况则是明显的“抗轻不抗重”，即检察机关对于指控犯罪的一面强调较多，而对诉讼监督和保障人权的一面则较为忽视。在很多检察人员的观念中，刑事二审抗诉通常被认为是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活动的延伸，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往往被认为是公诉机关的首要任务。基于这一片面思想的指导，一些办案人员往往只关注起诉的被告人是否被法院判无罪，量刑是否畸轻，至于无罪被判有罪以及量刑畸重问题似乎不在二审抗诉考虑之列。如以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2006-2008年三年来办理的刑事二审抗诉案件为例，该市检察机关三年来共办理了30件刑事二审抗诉案件，抗量刑畸重的只有2件，其余的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17]再如，广东省珠海市检察机关在2003-2007年这五年间共提起抗诉的案件有30件，却没有一起抗诉案件是对轻罪重判的情况提起的抗诉。[18]应当说，上述两市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的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大体反映了全国检察机关刑事二审抗诉中“抗轻不抗重”的司法异化现象。严格来说，如果抗诉不力，或者说如果认为或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无罪判有罪、量刑畸重）而没有提出抗诉，对检察机关来讲，就是没有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就是严重失职。

　 其二，立法规定的抗诉标准是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就应当提出抗诉，而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提出抗诉时则加上了“抗诉必要性”的考量在内。《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检察院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按照上述规定，“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系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唯一且必备的标准。对于一审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该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错误的裁判不论案件大小、影响程度），都应依法提起抗诉。因为“应当”带有不可协商、强制性的意涵。也就是说，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检察机关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必须无条件地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抗诉。在此姑且不论现行法律的规定是否严重限制了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与否的自由裁量权，单就是否需要对所有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都提出刑事抗诉而言，确很有探讨的必要。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81条只规定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就应当提出抗诉，而未将“抗诉的必要性”作为决定是否提出抗诉的重要考量因素。但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二审抗诉不能不考虑必要性。检察机关提出刑事抗诉，一般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抗诉理由充分且有抗诉必要。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不可能对所有存在错误的判决、裁定都提出抗诉，有的刑事判决、裁定尽管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确实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的存在可能对案件的实质性结论并没有影响。在实体问题已经正确解决的情况下，如果不加选择地都提出抗诉，将会增加诉累，实际效果也不会好。检察机关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斟酌是否提出抗诉。[19]

　 其三，刑事二审抗诉属于审判监督的范畴，其目的在于监督和纠正一审法院尚未生效的错误裁判、正确适用法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然而，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抗诉时却没有严格按照刑事抗诉的标准和条件进行判断，而是过多地考虑法院改判的可能性。实际上，检察机关对于它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提出抗诉，只是检察机关根据法律和案件事实所作的判定。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就同一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的现象不可能完全避免，由法院最终作出决断只是法律技术上的要求和法律制度上的安排，并不能说明法院的裁判就一定比检察机关的判断更正确、更高明。因此，评判抗诉权行使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落脚于发动抗诉程序的动机和对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的判断上面。要摆脱一味看重法院改判率高低的思想束缚，将是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抗诉理由是否正确、上级检察院是否支持及法院是否改判作为衡量抗诉是否准确的标准，从单纯追求抗诉数量向追求抗准和抗赢兼顾方向转化。[20]此外，影响抗诉案件改判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抗诉的理由是否充分；二是法院自我纠错的意愿。如果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采取以保护为主的态度，改判的可能性就会较小；三是法院判前案件请示比例，已请示过的案件改判的可能性极小。[21]可见，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抗诉时如果偏离立法规定的刑事抗诉标准，而过多地顾及到法院改判的可能性，则不仅会影响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而且也不符合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更有悖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和职能。

　 其四，面对当前刑事抗诉数量偏低的司法现状，高检一方面强调要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保持一定的抗诉案件数量，凡是认为或发现符合二审抗诉标准（即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案件，检察机关都要依法提出抗诉，坚决克服畏难情绪和其他不正确执法思想的影响以及外界因素的干扰，对应当抗诉的而不依法提出抗诉。另一方面，又出台相关司法规范性文件对《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进行严格限制解释，加高刑事抗诉条件的藩篱，这又在客观上极大地削弱了检察机关抗诉监督职能的行使，阻碍了审判监督的正常进行。诚如有学者所言：“由于刑事抗诉条件的强化，造成了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效能的弱化，进而使审判机关处于强势，形成了刑事抗诉的结果‘以法院改判’为唯一衡量标准。检察院在此形势下为了维护自身提出抗诉的正确性，保住提出抗诉的‘面子’，在不能扭转法院强势的基础上，只能以束缚手脚的配合方式通过规定刑事抗诉的改判率、支持率来限制提出抗诉的数量，提高改判率，以保证所谓的‘抗诉质量’，形成了抗诉难的局面。”[22]

　 应当说，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司法异化，一方面与对抗诉工作不重视、认识存在偏差、抗诉案件质量考评机制不合理、刑事抗诉运行机制存在缺陷等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在采取有力措施纠正认识偏差、健全刑事二审抗诉有关体制机制的同时，也要着力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努力改变刑事抗诉弱化无力的局面，实现抗诉案件数量和质量的同步提高，使审判监督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确保刑事二审抗诉工作健康协调发展。

　 三、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构想

　 （一）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应坚持的原则

　 完善我国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必要性前文已有述及，但究竟如何完善、从哪几方面着手、完善的重点是什么等，则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或方针。我们认为，完善我国刑事二审抗诉标准时应着重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

（2002年9月27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2年9月29日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燃气管理，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燃气工程规划、建设和燃气的生产、贮存、输配、销售、使用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公安消防机构负责燃气的消防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燃气的安全生产监察；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燃气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安全监察和燃气器具的质量、计量监督；规划、价格、交通、工商行政、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燃气管理监督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把燃气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安全第一、方便群众的原则，鼓励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和推广。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五条 燃气专业规划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并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后实施。编制燃气专业规划时，应当征求公安消防机构和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燃气工程建设必须符合燃气专业规划，遵守国家和本省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六条 在管道燃气供气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建筑和其他需要使用燃气的建筑，应当配套设计和安装管道燃气设施。
　　在管道燃气供气规划区外，需要使用燃气的高层民用建筑应当配套设计和安装管道燃气设施。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燃气工程应当经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燃气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和施工单位承担。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安装必须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监督检验。
　　第八条 燃气工程的选址和初步设计，必须报经设区的市的燃气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的公安消防机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第三章 燃气企业资质

　　第九条 未取得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和工商营业执照的，不得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申请燃气企业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符合标准的燃气来源；
　 (二)有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贮存、输配、充装设施；
　　(三)有固定的、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和相关设施；
　　(四)有相应资格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从事燃气经营的企业必须向企业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资质证书，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燃气企业资质申请表；
　　(二)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资料；
　　(三)公安消防机构的燃气工程建筑防火设计审核意见书和竣工验收合格意见书；
　　(四)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审批的产品现场安装、组装、制造的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证书和压力容器使用证；
　　(五)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证明文件。
　　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初步审核意见，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报省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核意见。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燃气企业资质证书，或者根据审批权限转报国务院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实行年度检验制度。
　　第十一条 燃气经营企业分立或者合并，应当向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缴销资质证书。因分立或者合并而成立的企业应当重新申办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并办理相应的登记注册手续。
　　第十二条 禁止燃气经营企业转让、出租燃气企业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其企业名义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禁止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使用其他燃气经营企业名义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设立燃气经营分支机构和分销站点，应当符合燃气专业规划和安全要求，并持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和公安消防机构的审查意见，向分支机构和分销站点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禁止向无燃气企业资质证书的单位和个人及未经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燃气经营分支机构或者分销站点提供经营性气源。
　　第十五条 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技术从业人员和特殊岗位操作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四章 燃气经营与使用

　　第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执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价格和收费标准。
　　第十七条 新型复合燃气必须经省人民政府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省公安消防机构和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鉴定合格后，方可作为经营性气源。
　　第十八条 燃气生产企业和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保证所提供燃气的热值、组份、嗅味、压力等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保证所提供的瓶装燃气的重量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合同的约定，设立公平秤，并对钢瓶内的残液实行计、退、倒残的制度。
　　第十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不得强制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燃气器具和相关产品。
　　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依照合同法规定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协议。
　　第二十一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因突发事故造成降压供气或者停止供气，应当及时通知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和用户；因施工、检修等原因停止供气，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户。恢复供气时间可以事先确定的，应当在停止供气的通知中同时告知恢复供气时间；无法事先确定的，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恢复供气时间。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不得在夜间二十一时至凌晨六时恢复供气。
　　第二十二条 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燃气计量装置的记录为准。
　　第二十三条 用户对管道燃气计量装置准确度有异议的，可以向供气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提出检定要求。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接到该要求之日起十日内，委托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用户也可以直接委托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或者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请仲裁检定。
　　经检定的燃气计量装置，其误差在国家规定的允差范围内的，检定费用由用户支付；其误差超过国家规定的允差范围的，检定费用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支付，并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无偿给用户更换合格的燃气计量装置，退还因误差向用户多收取的费用。
　　第二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接受用户对燃气质量、重量和经营服务方面的监督。
　　用户有权向燃气经营企业查询燃气使用和缴费以及服务情况；用户的消费权益受损害的，可以向燃气行政主管部门、价格、工商行政、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或者消费者委员会投诉。有关部门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五日内予以处理并答复。

　　　　　　　　　　　　　　　　　　　　第五章 燃气安全

　　第二十五条 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状况进行监督监察，发现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应当责令停产、停业，限期改正；改正期限届满仍然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由原资质审批机关撤销其燃气企业资质，并及时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建立安全检查、维修维护、事故抢修以及安全责任等制度，健全燃气安全保障体系，及时处理燃气设施故障和事故，确保正常安全供气。
　　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制定有关安全使用规则，向用户发放安全用气手册，宣传安全使用常识，指导用户安全使用燃气，每年至少一次对用户的燃气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向社会公布抢修电话，配备抢修人员和防护用品、车辆器材、通讯设备等，并制定各类突发事故的抢修预案。
　　第二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对燃气管道设施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在燃气管道和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不得擅自移动、涂改、覆盖或者拆除燃气设施和警示标志。
　　第二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定期对燃气管道和设施进行检查，并建立完整的检查档案，发现泄、漏气等事故隐患应当及时排除。
　　第二十九条 燃气贮存、输配必须使用经法定压力容器检验机构检测合格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钢瓶和有关安全附件。
　　从事燃气运输的机动车辆，应当依法向交通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条 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对钢瓶实施管理，并按规定进行检测；对超过使用期限或者不合格的钢瓶，必须按照规定及时销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发现超过使用期限或者不合格的钢瓶，依法处理；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发现超过使用期限或者不合格的钢瓶，应当暂扣并移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查处。
　　钢瓶检验应当由具有相应资格的钢瓶检验单位实施。行政机关、钢瓶检验资格认证机构和不具有钢瓶检验资格的单位不得参与钢瓶检验业务。
　　第三十一条 禁止瓶装燃气经营企业从事下列行为：
　　(一)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钢瓶或者超过检验期限的钢瓶以及不合格的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
　　(二)用液化石油气槽车直接向钢瓶充装液化石油气或者进行简易充装；
　　(三)用钢瓶相互转充液化石油气；
　　(四)充装后的液化石油气重量超出国家规定的允差值；
　　(五)分支机构或者经销站点违反规定存放液化石油气带气钢瓶；
　　(六)向卡式炉燃气罐重复灌装和充装液化石油气；
　　(七)擅自充装或者流动使用其他燃气经营企业的钢瓶；
　　(八)其他影响燃气安全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燃气器具应当附有产品合格证和安全使用说明书。除适用于液化石油气的燃气器具外，燃气器具应当经法定的检测机构对其气源适配性进行检测，适合当地燃气气源要求的，由检测机构出具适配证明。经营燃气器具的企业应当根据适配证明在燃气器具上标明适配气种。未经检测擅自标明适配气种，或者未标明适配气种的，不得销售。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燃气器具在同一市、县不得重复检测。
　　第三十三条 燃气器具生产企业应当提供安装、维修等售后上门服务。
燃气器具安装、维修单位，必须经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资质审查合格，方可从事燃气器具的安装、维修业务。
　　第三十四条 除发生火灾事故等紧急情况外，未经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同意，任何人不得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上的公共阀门。
　　第三十五条 禁止在燃气管道及设施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堆放影响燃气安全的物品。
　　第三十六条 在燃气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作业的，应当事先通知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并采取经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认可的燃气管道安全保护措施，在施工现场设置燃气安全的警示标志。
　　第三十七条 燃气用户应当按照燃气企业要求和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使用燃气和燃气器具，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自行拆卸、安装、改装燃气计量装置和管道燃气设施；
　　(二)加热、摔、砸燃气钢瓶或者在使用时倒卧燃气钢瓶；
　　(三)自行倾倒燃气钢瓶残液；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发现燃气安全事故或者接到燃气安全事故报告时，应当立即组织抢险、抢修；发生燃气严重泄漏、火灾、爆炸时，应当立即切断气源，组织抢救，并立即向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报告，迅速采取应急措施，保护事故现场，维护现场秩序，控制事故发展。
　　第三十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接到燃气安全事故报告，必须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抢险、抢修，并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查明原因，提出处理意见。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由事故发生地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或者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未经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符合燃气专业规划的，责令拆除；拒不拆除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燃气工程的选址和初步设计未经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或者建成投入使用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使用，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其补办审查手续；影响燃气专业规划或者燃气安全，不能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其立即拆除；拒不拆除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燃气企业资质证书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违法物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企业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违法物品，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吊销资质证书：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燃气企业资质证书未按照规定办理年检手续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转让、出租燃气企业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其企业名义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燃气经营企业未经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登记设立分支机构和分销站点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将新型复合燃气作为经营性气源的。
　　第四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提供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燃气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未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户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禁止时间内恢复供气的；
　　（四）有本条例第三十一条所列行为之一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处以一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立即拆除建筑物、构筑物或者搬离堆放的物品；拒不拆除或者搬离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施工单位的燃气管道安全保护措施未经燃气经营企业认可，或者未按照经燃气经营企业认可的燃气管道安全保护措施进行施工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损坏燃气管道，影响燃气安全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燃气经营企业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燃气经营企业发现燃气事故或者接到燃气事故报告时未采取相应措施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处以一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燃气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燃气是指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天然气等燃料气体。
　　燃气经营企业，是指从事贮存、输配、销售燃气业务的企业。
　　燃气工程，是指管道燃气的长输管线以及市区管网干线、调压站、液化石油气储罐站、燃气充装站、新型气体燃料站和人工煤气气源厂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高层民用建筑，是指十层（含十层）以上的居住建筑和建筑高度超过二十四米的公共建筑。
　　第五十四条 其他法律、法规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的生产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