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破产法中的撤消权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丹　王长君


撤销权又称“否认权”。破产财产的管理人对破产人在破产宣告前法定期间内进行的损害破产债权人共同利益的行为，有否认其效力，申请法院予以撤销，恢复原状，并追回转让财产的权利。目的在于防止债权人共同利益因破产人在破产宣告前对财产的不当处分行为而受损害。被否认的行为在破产宣告前本是有效的，破产宣告后因有损债权人共同利益才被否认撤销，但必须以可以恢复原状或追回财产为前提。所以对可撤销行为的种类及发生期间必须明确规定，以公平保障各方权益。一些国家的破产法将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况分为无偿否认、故意否认、危机否认等数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的下列行为无效：(1)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2)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3)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5)放弃自己的债权。破产企业有前款所列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追回的财产，并入破产财产。”撤销权在破产程序中只能由清算组或破产管理人行使，破产债权人无此权利，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则由法院直接行使。撤销权的行使有一定的时效，中国法律规定，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一年以后，撤销权即告消灭。通常，撤销权只能对与破产人发生关系的相对人行使，但在特定情况下，如财产转让是无偿的，也可对转得人行使
破产法规定对破产程序前行为的撤销权，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在企业失去或可能失去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债务人极有可能在失去清偿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形式上合法的财产处分行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法律赋予管理人对不当行为的撤销权，是对这种不公平行为的一种纠正和救济。
破产法上的撤销权源于民法上的撤销权，其内在的逻辑机理如出一辙，其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两者在行使的程序和要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1）行使权利的主体不同。民法上的撤销权行使主体为债权人；破产法上的撤销权的撤销权则由破产管理人或破产清算人行使。（2）主观状态的要求不同。民法上的撤销权，强调主体在主观上的过错，带有惩罚性；而破产法上的撤销权侧重是行为上的客观有害性，非主观过错性，带有纠错性。（3）可撤销行为产生的时间不同。民法上可撤销行为必须产生于债权成立之后；破产上的可撤销行为发生于破产程序开始前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既临界期限内。两者除具有上述区别之外，还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充分体现于他们之间客观存在着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民法通则》第18条列举了五种无效民事行为和两种得撤销的民事行为，这几种行为，如果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前6个月至破产宣告的时间阶段，能否成为撤销权指向的客体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既便是该条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行为”也能成为以自然人为破产主体的情况下适用。但是，我国破产立法，未将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相联络，《企业破产（试行）》仅独立规定了破产法上特有的撤销权范围，没有将民法撤销权与破产撤销权的嫁接关系列入其中，使得民法上的撤销权在破产法上没有适用的可能性。这是我国破产立法的一大缺陷。笔者在翻阅台湾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时发现，其58条曰“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前所为之无偿或有偿行为，有损害于债权人之权利，依民法之规定的撤销者，破产管理人应申请法院撤销之”。这一规定，将民法的一般性与破产法的特殊性相联络，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值得我们借鉴。
破产撤销权的构成，是能够予以撤销的行为，必须是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何谓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是指该行为减少了破产人的现有财产后增加了破产人的负债，使得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受到了减损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是全体破产债权人。对于行为的“有害性”，有的国家采用的是一般性标准，有的国家则采用的是债权人地位标准。前者是指行为的发生致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导致债权人的受偿受阻或增加难度，该标准立足于行为的发生是否使债务人责任财产的经济价值有所减退的角度考虑；后者则基于债权人地位平等的破产法基本观念出发，即某一行为使个别债权人获得比行为发生以前有利的地位，如果没有该行为的发生，则该债权人的实现权利的程度会低。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既包括有偿行为，也包括无偿行为。有偿行为包括非正常压价出售企业财产等，这里的有偿，虽然得到了一定的给付，但并不是相应的对价，既可能是一粒芝麻和一个西瓜的关系，也可能是一个大西瓜和一个小西瓜的关系。无偿行为包括放弃财产权利、增与等。
撤销权具有以下特性：一是由管理人行使撤销权是撤销权行使的一般原则。由于接管债务人财产并负责债务人财产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处理是管理人的主要职权，为保护债务人财产不受损害，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撤销权也只能由管理人行使，法院、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都不能行使这种撤销权。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所实施的某些处分行为提出异议，但这种异议并不当然否定债务人处分行为的效力。在有些重整案件中，属于管理人的权利有可能会由占有中的债务人(也称经管债务人)代替行使和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占有中的债务人也有权行使撤销权。二是撤销权行使期间是在破产案件受理后，破产程序终结以前。由于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管理权仅存在于此期间，因此撤销权只能在这一段时间内行使。三是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根据新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回应属于破产财产的财产或财产权，因此，撤销权是通过诉讼方式行使的。这里的撤销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形成权，也就是说，管理人并不能够以自己的行为，直接否认债务人行为的效力，而是必须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不当行为。这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方式是一致的。四是撤销权行使的直接后果，是使破产企业有损债务人财产的处分行为自始归于无效，已被处分的财产将被依法追回。
尽管新中国破产法第四章“债务人财产”规定的五种行为为可撤销行为，但这类行为的实际撤销应符合以下两条要求：
　　1.必须是破产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前的一定时间内所实施的行为。首先，撤销权所适用的对象，是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所实施的行为，而不是破产案件受理后所为的行为。因为在破产案件受理后特别在清算程序中债务人在理论上已丧失了处分其财产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处分财产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无效，该行为不能对抗破产债权人，当然也不存在撤销权行使的问题。其次，本条撤销权行使的对象，必须是发生在特定期限内，即破产案件受理前1年内到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之间。再次，撤销权的对象还必须是已经生效的行为，如果债务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前所为的无效行为也不能成为撤销权的对象。
2.必须是有害于债务人财产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新破产法中可以撤销的五种行为，都将减少破产企业的财产，从而损害了全体破产债权人合法权益，这些行为往往是债务人有意实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行为系由双方当事人恶意通谋所致，即破产债务人与行为的承受人有故意或过失，也有的情况是破产债务人有故意，而相对人无过错，但无论当事人在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如何，只要行为实际上给债务人财产造成了损失，管理人都有权撤销该行为


种子纠纷群体诉讼实务初探
武合讲 武敏
(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 菏泽学院 山东菏泽 274000)
内容提要：种子纠纷群体诉讼属于专业问题深奥、法律问题严肃、社会问题敏感和政治问题严重的重大疑难新型案件。面对该类案件，种子经营者几乎“谈案色变”。本文对处理该类案件的实务，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种子纠纷；群体诉讼；当事人适格；明示授权；诉讼策略
种子纠纷群体诉讼，是指因种子质量问题引起的十人以上的原告共同诉讼的案件。该类案件是，种子质量鉴别难、事故原因确认难、损失数额确定难的疑难案件，受害者个体受损数额少但人数多既“少额多数”、个体弱势和群体强势、案件的审理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案件，法学界、社会学界和种业界的理论研究匮乏、审理经验不足、既懂法律又懂种子的诉讼人才稀少、成功案例不多的新型案件。作者总结办案经验，试对该类重大疑难新型案件的诉讼实务问题，择要探讨。
1. 严格审查当事人的身份，防止非本案当事人参与诉讼。
在种子纠纷群体性诉讼中，原告一方人数众多，成份复杂。而当事人身份事关案件审理结果，必须查清；防止非本案当事人混入诉讼中分享诉讼利益。按有关司法解释，原告提起种子纠纷群体诉讼，须提交以下证据：（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当提交经公证证明的复印件（被告应当对每个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明文件予以辩认，对可疑者到户籍管理机关或工商管理机关核实）；（二）购买、使用种子以及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证据材料。被告绝不应因原告人数众多而忽视对其身份的审查，放弃对自身诉讼权利的维护。
2. 严格审查原告诉讼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资格，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名诉讼。
种子质量问题造成的是“少额多数”损害。单个种子使用者损害数额“少”，考虑到诉讼成本昂贵和力量薄弱，一般不会轻易地对强大的种子公司提起诉讼。一旦将他们组织起来，将从“弱势个体”变成“强势群体”。 众多原告纠合在一起同时起诉，既显示人多势众，又给法院施加压力，还可出于某种不纯的动机或意图利用司法制度。面对种子纠纷群体诉讼，司法机关将减免诉讼费用，律师会免费或风险代理，使得原告低成本甚至无本诉讼。在从众心理和无本诉讼“搭便车”的投机心理支配下，种子纠纷群体诉讼就发生了。种子纠纷群体诉讼不同于其他民事诉讼，不仅不可能由当事人本人进行，而且离开了律师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技术和组织活动，几乎完全不可能启动和运作。因此，诉讼代表人和代理律师往往是种子纠纷群体诉讼的始作俑者，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诉讼时，被告应当审查代理律师的资格（《律师执业证》的有效性、律师代理函、授权委托书及代理权限）和诉讼代表人的资格（应当确系本案原告，与其他众多原告确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和特别代表权）。审查诉讼代表人的方法是：查看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诉讼代表人推选书；诉讼代表人推选书必须载明诉讼代表人经其所代表的原告“特别授权”即“代表原告参加开庭审理、变更或者放弃诉讼请求、与被告进行和解或者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有每个原告的签名和手印；原告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有其盖章。尽管原告人数众多且居住地并不完全一致，要求每个原告必须在诉讼代表人推选书上签名和捺手印有时非常困难，甚至无法达到准确，但也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才符合当事人处分主义，才可避免诉讼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未经原告“特别授权”而强制行使原告的诉权；否则就容易使一些不具备诉讼条件的或者被人利用的种子纠纷群体诉讼轻易地进入审判阶段。
3. 审查法院的管辖权，防止法院越权办案。
种子纠纷群体诉讼案件，在国内外都属于新型重大疑难案件。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此类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相对来说，级别越高的法院，地方保护主义越少，抗拒群体诉讼势能的能力越强；所以，当基层法院越权受理种子纠纷群体诉讼案件时，被告应当提出级别管辖异议。
4. 为削弱群体势能，不能同意法院合并审理。
原告分别起诉的种子纠纷群体诉讼，属于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共同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法院经当事人同意，才可以合并审理。在诉讼实践中，被告不应同意法院合并审理，目的是为了减少原告的人数、削弱群体诉讼的势能。
种子经营者应当充分认识到人数在群体诉讼中的作用：一是人数众多会成为是否具有诉的利益的衡量因素。人数的因素本属于法律以外的问题，当考虑是否存在诉的利益时，其就引入了法的世界。二是改变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诉讼能力和力量对比。在普通诉讼中，种子使用者一方在诉讼能力上处于明显的弱势，种子经营者在经济实力、知识信息、专业技术和法律技术等各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在实践中，笔者代理被告方参与的普通诉讼，由于要求原告方按照常规对每一个种子质量侵权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均使原告的诉讼无法进行，更无法获得胜诉。而一旦种子使用者集合为群体诉讼，其“人数”就使诉讼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又因群体诉讼为一个诉，从而也阻止了被告方“各个击破”的战术。尤其在原告的主张超出了现行实体法规定的范围时，关于人数显得更为重要；多数人主张一定的共同利益这一事实，就能够使法院对该利益作为实体法上存在的权利资格进行审查得到正当化；人数能为争取实现权利带来力量，也能导致正义的天平发生倾斜，使“敲诈”合法化。三是人数因素能够影响到诉讼的结果。如果把诉讼理解为博弈过程，群体诉讼就是更大规模的博弈，并能够直接改变博弈的结果。在群体诉讼中所涉及的问题往往并不能简单的通过适用法律规则和程序解决，而必须考虑到诉讼乃至法律之外的诸多要素，是一种利益和价值的权衡。在这里多数人诉求的性质、合理性、紧迫性、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潜在问题、是否会引起继发问题以及对社会稳定、市场秩序、政策的影响等等，都是被告以及法院所必须考虑的。
5. 种子纠纷群体诉讼不简单，不能同意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民事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种子纠纷群体诉讼显然不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但有的法院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对此，被告应当提出异议。
6．赔偿数额计算和举证责任问题
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对人数众多的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可以在判决主文中对赔偿总额作出判决，并将每个原告的姓名、应获得赔偿金额等列表附于民事判决书后。”这就是说，应在种子纠纷群体诉讼中采用个别赔偿方式，需要分别对每一个原告所受的损害举证，在此基础上确定群体诉讼的赔偿数额。由于众多原告所受到的损害并不完全一致，每个原告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属于适格的当事人。尽管在计算损害额时，可以委托农作物栽培方面的专家进行田间现场测定减产量，但各原告具体损害额的确定，损害总额的计算，仍是诉讼活动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一些法院采用推算的方法推定实际损失数额，如果推算方法不科学，很容易导致较大的差异和实际的不公正。诉讼中，被告应当审查：各个原告的购种凭证（应与经营档案核对）、种子包装物、种子标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及实施田间管理的证据材料（防止原告只是购买人未非种子使用者以及虚报损失数额）。如：在代理某葱种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时，作者根据原告系黑龙江人没有河北省某县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无公害大葱生产技术规程DB13/T 459-2001》，说明原告不可能在河北省境内用购买170斤的葱种育苗85亩之事实；法院采纳该意见，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7. 正确引导舆论，防止其恶意炒作。
由于职业特点，媒体对种子纠纷群体诉讼案件很敏感。媒体的恶意炒作，会对该类案件的处理造成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媒体的正确引导，会为正确处理该类案件创造条件。被告应当注意正确引导舆论，防止其对种子纠纷群体诉讼案件的恶意炒作。一般做法是：在法院判决前，不宜接受采访；即使接受采访，也应请专业媒体（如《农民日报》等）做正面的、客观的、科学的报道。
8. 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打持久战。
种子纠纷群体诉讼的原告人数众多，不易持久作战；当案件不能速战速决时，容易产生分裂。原告在一审时占据地利、人和，一般都能胜诉。被告应当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在一审败诉后，要坚持上诉、申请再审，与原告对抗到底。如一未审定棉种赔偿纠纷案，从2000年打到2007年，被告终获胜诉。
9. 发挥专业优势，打技术战。
原告尽管可以委托农业专家对种子质量以及损失原因进行鉴定，但其毕竟不是农业专家。因此，在种子纠纷群体诉讼中，被告应当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打技术战。例，在郝某某等270户瓜农提起的西瓜种质量损害赔偿纠纷案中，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吴某某就是蔬菜栽培学副教授，其又聘请作者为代理人，聘请农学博士李某某为专家辅助人。面对由三位副教授组成的强大专业诉讼团体，原告虽有证明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的鉴定报告，也只能撤诉。
10. 围绕鉴定结论，打攻坚战。
在种子纠纷群体诉讼中，证明种子质量存在问题以及因果关系或损失程度的关键证据，是鉴定结论。诉讼中，被告应当集中各种力量攻克鉴定结论。对鉴定结论审查的范围包括：1）鉴定人资格；2）鉴定书内容和格式；3）鉴定程序；4）鉴定结论的判定标准；5）鉴定过程和结论的科学性；6）特别应当坚持的是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因为鉴定人的农业专家的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都难以应付法庭质证。如，在一起葱种质量赔偿案中，黑龙江省某农业局制作的现场鉴定书以田间出现“窝葱”和“对葱”为由认定种子存在纯度问题；因在植物分类学葱属中不存在“窝葱”和“对葱”这两个物种，鉴定人又不能解释其科学性，法院不予采用。
11. 金蝉脱壳，代销商自己告自己。
受具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经营者以书面委托代销其种子的或者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代销商，一旦发生不可抗拒的种子质量纠纷，往往采取自己出钱为原告聘律师、缴纳诉讼费，与原告通谋，让原告起诉自己及其委托人和种子生产者。代销商利用该战术，既能转嫁危机，又能捞到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好处。代销商和原告沆瀣一气时，会给其他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造成很大危险。所以，种子经营者在选定代销商、签发委托书时，一定要慎重。
12. 丢车保帅，某科协舍命保县委。
种子经营者选定的代销商若可靠，在发生种子纠纷群体诉讼时，不妨采取先由代销商承揽全部责任并应付诉讼，使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摆脱诉讼困境的“丢车保帅”战术。由于代销商的责任能力较小，无论法院判决还是执行，都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待诉讼过后，再由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补偿代销商的损失。例，1998年，某某县委号召农民种蔬菜，下文要求县科协负责引种和技术指导，结果引种的“人参果”几乎全部绝产。受损农民集体上访，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示；致某某县委很被动。此时，县科协主任王某某主动请缨，由其出钱为农民聘律师向法院起诉自己。该案历时两年多，原告败诉。
13. 在责难逃时，应避重就轻。
种子质量问题造成种子使用者损失，责任形式从轻到重有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在种子经营者必须承担责任时，应当避重就轻。例：2006年，某种业公司在河北省销售的11万kg精品掖单22号玉米种子出现质量问题，造成玉米减产。某种业公司及其代销商采取支持受害人诉诸法院，追究经营者的民事责任。又例，2006年，另一种业公司通过某县科协推广的5.5万kg农大0638玉米杂交种出现质量问题，玉米减产，种子经营者不积极处理，造成农民围攻县委。县委筹资200万元补偿了农民的损失后，将该案移交司法机关，追究了种子经营者及其代销商的刑事责任。


作者简介：武合讲 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菏泽学院教师 办公地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南路15号 邮编：274000 电话：0530-5501515传真：0530-5500505 手机：13605306590 E-mail：whj148@yahoo.com.cn http://www.ny148.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