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检查复查阶段相关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0〕1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自2009年8月份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开展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09〕148号，简称《通知》）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部署，积极行动，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认真落实各项要求，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根据《通知》要求，目前已经进入地方监管部门检查复查阶段，从全国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按照工作要求，积极认真扎实地开展检查复查工作，但也有部分地区对检查复查工作不重视，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有的甚至至今还未开展检查复查工作。为认真做好检查复查阶段的相关工作，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检查复查阶段的各项工作

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取得预期成效，检查复查是抓好落实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企业提高职业危害防治水平的有效措施，检查复查工作开展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专项行动的成败。各地区尤其是前一阶段检查复查工作力度不大的地区，要充分认识检查复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从保障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益的高度出发，把检查复查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摆上议事日程，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切实抓紧抓好。一是要联合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会等部门，制定检查复查工作方案，明确检查的范围、内容、方式方法和责任要求；二是要抽调业务骨干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市（地）、县（区）、乡（镇）进行检查复查；三是要保证检查复查的覆盖面，省级检查复查要不少于1/3的市（地），市级检查复查要不少于2/5的县（区），县级检查复查要不少于1/2的乡镇，乡镇检查复查要对职业危害严重的企业做到全覆盖；四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检查复查工作要认真听取所到地区、单位和企业的汇报，仔细查阅相关文件、记录及资料，认真组织检测检验机构到企业进行现场检测，全面了解被检查地区、单位和企业的职业危害治理情况。检查复查结束后，要向被检查地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反馈意见，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的意见和建议。检查复查中，要注意发现好的典型，及时予以宣传推广，同时要对治理行动不认真、走过场以及问题突出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二、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强化对职业危害严重地区和企业的检查复查

检查复查工作要做到点面结合、突出重点，把主要精力放在职业危害严重的地区、行业（领域）和企业，突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点工艺、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的监督检查。重点地区就是粉尘和高毒物品危害比较集中的地区，重点行业就是粉尘和高毒物品危害比较严重的矿山开采、石英砂加工、宝石加工、石材加工、冶炼、水泥制造、箱包加工、玩具制造、皮革加工、制鞋、家具制造、五金电镀、电子制造、装饰材料加工等行业（领域）。重点企业就是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缺失、职业健康管理水平低、职业危害严重的企业，特别是曾经发生过职业危害事故的企业。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状况确定检查的重点场所、重点工艺、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在检查复查中要认真按照《通知》规定的治理内容逐项进行，突出检查以下内容：一是企业自查自改以及对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二是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护设施的设置、使用、维护，以及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和使用情况；三是职业健康体检以及职业健康监护情况；四是劳动用工和参加工伤保险情况。对于不符合法规标准要求的生产经营单位，由各相关职能部门依法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止产生职业危害的作业等行政处罚。

三、采取措施，强力推动，积极开展石英砂加工企业和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危害治理

为了将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推向深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以石英砂加工企业粉尘危害治理和木质家具制造企业高毒危害治理为切入点，示范引导，重点推动，这既是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专项行动深入的重要抓手。各地区要充分认识这两个领域职业危害的严重性以及开展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全面开展检查复查工作的同时，要认真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石英砂加工企业粉尘危害治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0〕59号）和《关于开展木质家具制造企业高毒物质危害治理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0〕111号）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开展治理工作，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要通过宣传教育、监督检查、典型引导、案例曝光等方式，督促石英砂加工企业和木质家具制造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技术改造，完善职业危害防护设施，改善作业场所劳动条件，提升职业危害防治水平。对于粉尘和高毒物品危害防治措施不落实、作业场所无防护设施或达不到要求、不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要求的职业危害防护用品，以及作业场所粉尘和有毒物品浓度超过国家标准的企业，要坚决依法进行查处，确保石英砂加工企业粉尘治理和木质家具制造企业高毒物品危害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四、盯住隐患，挂牌督办，确保治理工作中查出的问题得到及时整改

存在粉尘和高毒物品危害的企业，要紧紧抓住整改这个关键环节，按照“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的要求，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认真进行梳理，分门别类，逐项进行整改，确保查出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凡能当场整改的，要立即整改到位；一时难以整改的，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资金和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到位，不留后患。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认真对企业整改情况进行检查，对重大隐患和问题，要根据管辖权限或隐患严重程度，按照省、市、县三级不同层级进行公告公示、挂牌督办、跟踪治理，做到整改一项、销号一项。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要坚决责令停产整顿；对难以整改到位或根本不具备防治条件的，要提请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五、加强信息调度，搞好统计分析，认真做好专项行动工作总结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专项行动有关信息的调度与统计分析工作。一是要组织辖区内企业根据自查自改情况，认真填写《企业职业危害自查自改情况明细表》（见附件1）；二是要按照《企业职业危害自查自改情况汇总表》（见附件2）的要求，对企业自查自改情况，自下而上，逐级进行汇总；三是要按照《监督管理部门检查复查情况统计表》（见附件3）的要求，对检查复查情况进行统计。同时，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会等部门的沟通和联系，相互配合，认真做好专项行动有关材料的收集和总结报告的撰写工作。总结专项行动工作时，务必要突出本地区开展专项行动的特点，认真总结专项行动开展的总体情况，企业自查自改情况，监管部门检查复查情况，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企业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对典型经验的推广借鉴、对典型案例的媒体曝光，以及专项行动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与体会等情况。总结报告要做到例证典型、数据确凿、内容详实，分析问题深刻透彻，对策措施具体可行。总结报告和统计表格要逐级上报，各省级安全监管局要将本地区专项行动总结报告连同附件2和附件3，于10月15日之前报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职业健康司）。

2010年第四季度，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会同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各地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治理专项行动的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届时将对专项行动工作不力、治理效果不明显的地区予以批评。

附件：1.企业职业危害自查自改情况明细表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100805/00123f37b49e0dc4574701.doc

2.企业职业危害自查自改情况汇总表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100805/00123f37b49e0dc4576d02.doc

3.监督管理部门检查复查情况统计表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100805/00123f37b49e0dc4578f03.doc

二○一○年八月三日

注：该文载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


电子证据的立法预测

董杜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专职讲师
岳 成 律 师 事 务 所 兼职律师


摘要：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以新
的形态出现的证据形式,被证据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有识之士定义为电子证据。如果要对电子证据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那么电子证据的立法预测研究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认知的起点。
关键词：电子证据；立法预测；研究

立法预测是立法技术的基本内容之一。文中所称的电子证据立法技术，是指电子证据立法过程中操作意义上的方法和技能。在研究过程中，除与相关证据法律规定相协调的因素外，它并不涉及电子证据的立法机关、立法权的分配以及立法程序设置等问题。电子证据立法预测作为电子证据立法技术基本内容，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对电子证据立法的未来趋势与状况进行测定。另外，电子证据是信息技术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产物[1](p46-48)，立法预测本身亦包含较强的科学因素，二者受意识形态和国家立场的影响较小。因此，在进行电子证据的立法预测研究时，可以采用更广阔的研究视角，吸取和借鉴别国的相关立法成果。
鉴于信息时代变革的节奏是前所未有的，信息的存在与取得方式的飞跃使证据学研究乃至证据立法面临诸多考验。在证据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以新的形态出现的证据形式，被证据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有识之士定义为电子证据。为了避免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各国的法律界都在做证据法上的相关调整。在中国，计算机科学和法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一些专家和学者，也开始了电子证据的研究，并已取得初步进展。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各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对电子证据立法有着迫切的需求。为了了解这种需求程度，以及电子证据将对证据法律调整带来哪些新课题，就需要采用一些必要的预测手段，并参考相关国家的电子证据立法状况，来预测电子证据的立法趋势。

一、 调查归纳预测

调查归纳预测是通过问卷、个案调查等手段，了解国内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电子证据立法愿望和要求。预测时应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进行：
（一） 针对公众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
针对公众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可以具体把握公众对“电子世界”的证据法律秩序有何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通讯网络和计算机装置，使得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统计、发布等环节实现无纸化。但是，这种信息载体的革命性变革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其中电子资料的证据力又成了解决这些全新实体法律问题的关键环节。公众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对电子证据的依赖程度，是立法的考量指标。
（二） 针对证据理论界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
针对证据理论界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可以考察传统的证据理念受到了电子信息的冲击程度。由于相关立法严重匮乏和滞后，因此专家学者对电子证据的概念、特征、立法意义、证明力、收集乃至审查判断的探讨，应该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
（三） 针对司法部门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
针对司法部门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可以知晓诉讼实践中关于电子证据的认知状况。依托计算机及其网络构建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平面、开放、无边界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难以得到保障。因此电子证据的收集、采信在诉讼实践中存有哪些争议，有哪些认知误区的形成，干扰着电子证据资格的认定，需要在未来立法中统一认识。
（四） 针对信息技术部门和相关行业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
针对信息技术部门和相关行业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可以掌握电子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可采性、不可抵赖性等诸多标准，能够在信息技术进步过程中，获得何种技术支持以及技术支持的稳定性和力度。电子证据若要具备相应的证据资格，保障网络与电子商务活动的顺利开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密码、数字签名、身份验证技术、防火墙、灾难恢复、防病毒、防黑客入侵等信息技术保障的内容，必将成为电子证据立法内容的技术支撑。

二、 类比预测

类比预测是根据全球化解决方案乃至其他国家电子证据立法状况，来预测中国电子证据的立法趋势。
（一）全球化解决方案对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启示
联合国贸法会采用了功能等价方法，以使电子证据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并且对“原件”作了扩大解释，主要考虑到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会制约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2](p60-64)。联合国贸法会对电子证据的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电子证据与传统书证的差异是显著的。因此，只好将“原件”作了扩大解释，以使其归入传统书证。
事实上，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体现为文本形式，还可以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出现。这些暂且不论，电子证据以其对现代信息技术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依赖，就已显示出不同于传统书证的独立性格。功能等价方法作为全球化解决方案，主要解决的是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而电子证据在各国证据法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可操作性，仍然需要各国在各自的证据法体系中予以确证。
全球化解决方案解决了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它至少说明国际社会对电子证据的认可。电子证据作为信息化浪潮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其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加强电子证据的国内立法，在国际交往中有利于保障国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国内立法部门面临的并不是能否接受电子证据的问题，而是怎样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以及根据国内的立法状况对其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
（二）相关国家电子证据立法状况对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启示
从相关国家电子证据立法状况上看，明确电子证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制定电子证据的规则、原则，包括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证明力、归类及其审查判断等方面的立法基础。
菲律宾2001年8月1日开始生效的《电子证据规则》开宗明义，确定该规则适用于任何电子文档和电子数据信息，以及所有民事诉讼程序、准司法和行政案件[3]。从而把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文档、电子签字、作为传闻规则例外的采用电子、光学乃至其他类似方法制作的商业记录、录音、视频、录像和瞬息证据、电子证言等，都纳入到电子证据的范畴中来，使电子证据的法律概念呈现广义化特征。
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在其定义（Definitions）中称：在本法中，(1)数据意味着以任何方式表现的信息和观念。(2)电子记录指通过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手段记录或存储的，通过人为或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工具阅读或接受的数据。除了4（2）所指打印，它还包括数据演示、打印或其他输出。(3)电子记录系统包括记录或存储数据的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工具及其与记录或存储有关的任何程序[4]。
美国在2000年2月通过的《统一电子交易法》中，对电子的语词内涵亦作了扩大解释，即使用电子的、数据的、磁性的、光学的、电磁的或类似性能的相关技术皆涵盖其中[5]。
事实上，英美法系诸国为了适应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的现实，多已突破了传统证据法的限制。据计算机世界网消息，尽管前施乐公司工程师Larry Benedict把其电脑中的儿童色情照片已经删除，但纽约的联邦法官仍以他传播儿童色情图片而判了他四年监禁。45岁的Larry Benedict被判刑一案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整个案件的证据都是电子证据。而大陆法系色彩浓厚的国家，多是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如德、奥、瑞典等国），或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中国）。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接纳上看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电子证据立法，是否需要对电子证据作出扩大化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出，电子证据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电子证据的概念作出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具体规则的制定。鉴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电子证据作出过于狭窄的解释，不利于证据规则的稳定性与适应性。
由于中国已有视听资料这一证据类型，而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6]。”从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是把民事诉讼中的视听资料作了扩大化的解释，以把电子证据涵盖其中。但是，自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7]。”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倾向于将电子证据归入书证。另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自2001年10月1日起试行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中，指明证据的种类中有：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录像资料和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等电脑贮存资料[8]。事实上，视听资料与书证在证据效力上是不一样的，前者通常被视为间接证据，正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材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拿网上购物合同为例，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系统，该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的全过程基本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相关民事争议，他们所能提交的只能是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法院将电子证据按视听资料处理时，就会陷入缺乏其它证据可供印证的尴尬境地。可见“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结合作为证据的价值判断在电子商务中有一定的困难[9](p564-565)。”而如果把电子证据归入书证，其高科技性、易破坏性、无形性、多媒体性、易保管、传输方便、可反复重现、便于使用等特性，又与传统的书证理念大相径庭。因此，中国法院为了不与本国的诉讼法现状相冲突，把电子证据归入传统类型的证据，恐怕只是权宜之计。
根据有关国家的立法状况看，把电子证据加以规制，并赋予其特定的法律地位，是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要求。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考虑，中国的立法部门将面临如下选择：一是将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并入到电子证据中，赋予电子证据以新的内涵，从而以电子证据吸纳视听资料，对相关证据法律作出修正。一是根据信息存储、传输方式是采用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在视听资料之外，另行确立电子证据这一独立的证据类型，专门加以规制，这就意味着电子证据将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由于中国证据法律规定长期处于乏范状态，因此，即便未来另立证据法亦将面临上述选择。

三、 因果推断预测

“芯片”的产生，宣告了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变革，突破了信息固定与传递的传统模式，进而改变了信息取得的方式、买卖的方式、交易和交往的方式。由于越来越多的活动需要通过电子方式进行[10]，这就对“被动”和“深思熟虑”的法律性格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计算机及其网络大行其道，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咨询、网上订票、网上通讯等电子商务行为的促动，证据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互无“真迹”的计算机数据存储及网际传输，把电子证据这一概念推向证据舞台并非人为炒作。
证据法学者何家弘指出：“从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演进看，神证、人证时代进入到物证时代是历史的进步。那么电子证据即将成为证据之王的大趋势，很可能宣告电子证据时代的来临。这将是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飞跃。”从已经发生的诸多案例看，电子证据覆盖了民事、刑事、行政、经济等诉讼领域。尤其是涉及电子隐私、网络与计算机安全、网络中的知识产权、网络中的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所涉及的法律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电子证据来认定。因此，对电子证据的立法不是一时的“出风头之举”，它是客观情势带来的必然结果。电子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成为一种客观实在。这意味着它不但要成为证据立法的调整对象，而且要求立法予以准确、细致的规定，赋予其更强的可操作性。根据法律调整对象一般原理的指引，进行因果推断，我们感到了电子证据立法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