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德市城区地下综合管沟经营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西湖管理区、西洞庭管理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常德市城区地下综合管沟经营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常德市城区地下综合管沟经营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市城区地下综合管沟管线工程管理，合理有序开发利用地下综合管沟空间资源，根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地下综合管沟，是指设置于地面以下，用于综合容纳电力、通讯、有线电视、供水、交通信号等公共设施管线（以下简称管线）的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延伸及地面的附属设施）。附属设施包括用于维持地下综合管沟正常运行的排水、通风、照明、电气、通讯、安全监测系统、井盖等。
　　市城区规划区（武陵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及鼎城区武陵镇）范围内地下综合管沟的经营使用与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地下综合管沟在经营和使用过程中，出现有违本办法的相关事宜，由市城市办负责协调，市国有资产管理、市规划、市住房城乡建设、市价格、市财政部门按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常德市城市公用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受市国资委委托，负责政府投资地下综合管沟的经营维护管理（以下简称维护管理单位），向地下综合管沟入沟管线单位（以下简称管线单位）出租沟体空间使用权和提供管沟及管沟附属设施维护管理服务，收取管沟使用费和维护管理费。
　　第五条地下综合管沟竣工后，由相关单位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交付维护管理单位进行经营维护管理。
　　　第六条管线入沟前，各管线单位应做好管线专项设计并报维护管理单位，维护管理单位应委托专业设计机构做好管线综合设计。所有设计方案应报市规划部门审批，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做好施工图设计，经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七条有地下综合管沟的情况下，管线单位的管线必须由综合管沟进出。特殊情况需在综合管沟之外另行埋设管线的，需经市规划、市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批准，施工方案报维护管理单位存档备查。
　　第八条地下综合管沟使用费和维护管理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并对收费行为进行监管。地下综合管沟使用费和维护管理费收支接受财政等部门监督，收支预算报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
　　第九条管线单位在地下综合管沟内对原管线进行改建、扩建，应提前7日向维护管理单位申请，设计方案需报市规划部门审批同意，再报维护管理单位存档备查后方可实施。
　　第十条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保持地下综合管沟内的整洁、不积水和通风良好；
　　（二）搞好安全监控和巡查，负责地下综合管沟沟体及其附属设施的养护和维修，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三）配合和协助管线单位的巡查、养护和维修；
　　（四）地下综合管沟内发生险情时，采取紧急措施并及时通知管线单位进行抢修；
　　（五）制定地下综合管沟应急预案；
　　（六）为保障地下综合管沟安全运行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管线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服从维护管理单位的管理；
　　（二）及时缴纳管沟使用费和维护管理费，市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对管线使用和维护严格执行相关安全技术规程；
　　（四）建立管线定期巡查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巡查时间、地点（范围）、发现问题与处理措施、上报记录等；　　
　　（五）编制实施管沟内管线维护和巡检计划，并接受维护管理单位的监督检查；
　　（六）制定管线应急预案；
　　（七）为保障入沟管线安全运行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十二条地下综合管沟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排放、倾倒腐蚀性液体、气体；
　　（二）爆破；
　　（三）擅自打孔或者进行顶管作业；
　　（四）危害地下综合管沟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地下综合管沟经营和使用过程中，由于维护管理单位管理不善，地下综合管沟沟体及其附属设施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维护管理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四条管线单位在地下综合管沟内进行日常维护或因紧急抢修，破坏其他管线单位管线的，应依法予以赔偿。
　　第十五条需进入地下综合管沟的人员应向维护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进入综合管沟。未经维护管理单位同意，擅自进入地下综合管沟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及时制止；不听劝阻强行进入的，维护管理单位应采取必要措施及时处理。
　　第十六条遇到紧急情况时，维护管理单位应按应急预案进行处理，相关费用可由维护管理单位先行垫付。紧急情况因人为原因所致，对地下综合管沟沟体、附属设施、管线造成损害的，由维护管理单位和管线单位依法向责任单位、责任人追偿；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造成损害的，由维护管理单位负责管沟沟体及附属设施损失，管线单位分别承担各自应承担的管线损失。
　　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或者故意拖延、刁难用户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从一起强奸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酌定不起诉

黄燕 张振毅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 天津市大港区检察院助检员）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 酌定不起诉 自由裁量权
【内容摘要】：由一起强奸案展开，介绍我国酌定不起诉的理论基础、优点，以及现存的问题，进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改进的建议。
一、 案情介绍
2001年初，50岁的被告人王某某在某市场卖菜，偶遇在外流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40多岁的丁某。王某某见其以垃圾充饥，衣着破烂，便生出恻隐之心，将其带回家中，为其提供食宿，照料有加。王某某还到村治保那里说：“我就把她当老伴吧！”（注：王某某系独身一人）于是，二人就开始了持续一年的同居生活，期间，王承认多次与丁发生性关系。经鉴定，被害人丁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受到侵害时，性自我防卫能力丧失。据此，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某与丧失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
二、 本案引发的思考
这则案例，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不存在问题，出于对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权利的保障，《残疾人保障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论行为人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本案的被告知道被害人有精神病，却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因此其行为在法律上构成强奸罪。
但笔者面对这起案件的判决却无法生出被告人罪有应得，法律惩罚了罪犯，维护了精神病人权益的想法。相反，笔者对这起案件在程序与实体上处理的必要性和最终的实效表示怀疑。该案的被告人平时并无恶习，将被害人领回家中主要是觉得其可怜，在与被害人非法同居的一年中，对其也是照顾有加，并有将被害人作老伴的想法。可见，在其与被害人多次发生性关系这一问题上，被告人并不具有很强的主观恶性，其行为虽已构成强奸罪，但由于存在着以上情节，应属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相信法院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才对被告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对于强奸罪，刑法规定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上，本案中，法院对被告判处三年徒刑是本罪的幅度下限）。但是，这一判决终归是将被告投入监狱，一方面，在这不长不短的三年中，被告能否在思想上真正认可和接受对他的这种惩罚，从而洗心革面，我们无法肯定；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把一个本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成一个受刑者，加重了本来已经饱和的监狱承载力；这一判决还直接造成如此后果：被害人再次陷入无人照管和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即使其可能会被政府送到精神病院收容，但与被告人曾经给予她的那个正常生活环境相比未必优越，同时也加重了社会的负担。所以，笔者认为这一判决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所起的积极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法院和检察院在本案中的所做还容易给人一种就案论案、生硬执法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众误解。
就本案而言，笔者认为一种非刑罚的方式或许较之刑罚处理结果会好许多，也可以避免诉讼中检察官和法官均认为对本案的判决社会意义不大但仍然不得已而为之的尴尬情形。那么，如何以一种非刑罚的程序或制度来处理类似这种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而不再将其提起公诉，却仍能保障处理的实际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自然落在了我国目前的不起诉制度上了。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
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理性思考的选择。首先，随着人们对刑事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强调有罪必罚、从而有罪必诉的诉讼观逐渐让位于把预防主义的刑罚思想以及非刑罚化、轻刑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注重目的性，实现具体正义的诉讼观；其次，起诉便宜主义体现了社会注重特殊预防的倾向，即在追诉和适用刑罚时应充分考虑犯罪人的特性，以实现刑罚个别化，促进犯罪人的悔过自新；第三，由于大量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所带来的交叉感染的恶性后果，使得不论犯罪轻重，有罪必诉的法定起诉主义的适用价值也在减弱；最后，由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说来就是效益”①的观念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经济成本，而在世界范围内总体的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现实背景下，国家对犯罪有选择地进行追诉就成了一个降低诉讼成本的很好选择。
我国现行的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所谓免予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直接认定其有罪，但免予追诉的一种法律规定。由于免予起诉决定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违反了法治原则，因此将其取消，而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即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几年过去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效果却不尽人意，主要问题是适用率低，1997年不起诉人数占审结总人数的4.2%，1998年为2.5%②，而其中的酌定不起诉比例更低；另外，其适用对象也比较单一，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以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为例，1999年该院对6件13人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决定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为4件9人③。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传统的法定起诉主义，有罪必罚的刑罚报应观的影响。起诉法定主义在我国的先行确定，使我国的公众包括司法人员还未能充分认识到起诉便宜主义所具有的提高诉讼效益、特殊预防等特点；而有罪必罚、必诉的观念使许多人将酌定不起诉视为是对犯罪的恣意放纵。在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检察机关往往把不起诉的案件多少作为年底考核评比的内容，不起诉率为零成为优秀的重要指标；在向人大汇报工作时，检察机关也是尽量避免出现不起诉的案件，甚至压低不起诉率，其原因就是许多人大代表认为不起诉会放纵犯罪，是对犯罪打击不力的表现，从而影响到人大对检察工作的表决通过。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刑罚控制观在我国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检察院不愿意适用不起诉，以免自身遭到指责和非难。
（二）检察官的素质成为影响不起诉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酌定不起诉是一种自由裁量权，因此其适用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自由裁量者——检察官。由于我国以前存在的对免予起诉大量滥用的先例以及目前仍需提高的检察官素质，使得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这包括对不起诉适用程序的严格规定，对不起诉案件比例的限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于1998年下发了第12号文件，强调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除极个别情况外），均应起诉。（而笔者认为这以文件有违反法律的嫌疑，它使一个任意性规范变成了一个强制性规范。）
（三）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太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两个条件，而一般人又将犯罪情节轻微理解为罪名轻、量刑也轻，因此这种狭窄的酌定不起诉条件，是无法充分发挥不起诉的作用的。
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变目前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一）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法律规定的不起诉的范围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这种限制在我国司法现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其的理解却不能太狭窄。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种，像刑法中通常的情况一样，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我国一般将最高刑为3年的犯罪视为轻罪）。另外，笔者认为不应该将不起诉的条件限定为“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起诉便宜主义的实质是检察机关在求刑上的自由裁量权，而非量刑权的自由裁量，因此根据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的具体情节，不予追究更有利于其改造，从而也更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时，就可以不起诉。所以笔者建议将酌定不起诉的条件放宽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并无实益。”
（二）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的适用程序。复杂的不起诉报批核准程序影响了不起诉的效益，提高了不起诉的难度，因此检察机关要简化不起诉的工作程序；建立不起诉的听证程序，即检察机关拟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之前，应当告侦查机关、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在一定时间内对可能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这既可以保证不起诉的质量，又能提高检察机关办案的透明度，同时让当事人真正了解和接受作不起诉的原因，减少被害人对不起诉不服而产生的缠诉现象，解除了检察机关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和落实对不起诉的监督、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救济、监督程序，如对不起诉不服，被害人可以向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起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复核等等。这些规定必须得到全面的落实，例如，被害人向法院起诉时，证据的转移和收集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应当帮助解决，才能真正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不起诉的监督还可以采取上级机关不定期的抽查制度、公开审查制度，即对存在较大争议并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经检察机关审查后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成年人案件等除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专家、一般公众参加，让他们了解案情，发表意见。
参考书目：
① 波斯纳 著《法律经济分析》，美，Little brown 公司1972年版，第1页
② 《中德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主编陈光中 汉斯—约格阿尔布来希特（德）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第168页
③同上，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