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伤害导致特异体质被害人死亡仍应定故意伤害罪

作者：王鹏磊、李旺城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刘某，男，37岁，某铁路局工人。
2002年12月20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刘某与同事胡某下班后，到一饭店喝酒吃饭。酒后，二人在同住的房间内，因琐事发生口角。刘顺手从床下拿起一根工作用的铁撬棍（长约1.7米，直径约3公分），朝胡某左右摆动抡打，将胡打倒。后刘某伙同他人将胡某送往医院，胡经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显示，死者胡某前额部左侧皮下出血，符合钝器伤的特点，分析为钝器作用所形成。对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的有关规定，该部位未构成轻伤。通过进一步对胡某的左前额部出血区进行解剖与检查，发现硬脑膜完整，脑组织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以双颞及基底部为重，基底节池区可见积血及血凝块，将血凝块去除后可见前交通支动脉有一囊状血管瘤，瘤体上有一小破口，小脑扁桃体疝形成，颅底未见骨折。 尸检表明，胡某是因脑动脉瘤破裂出血，造成颅压增高小脑扁桃体疝形成，压迫脑干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是胡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结合案情分析，胡某是因刘某用撬棍抡打其头部诱发血管瘤破裂而死的，刘某的抡打行为是胡某死亡的诱因。
二、分歧意见
本案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分歧在于犯罪嫌疑人刘某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以及为何种过错、负何种责任。
（一）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1、刘某明知自己的抡打行为会给对方造成伤亡后果，被害人的伤亡均在其主观预见的范围之内，他实施的抡打行为反映了他伤害对方的主观故意。2、在客观方面，确实由于刘某的抡打行为引发被害人脑动脉瘤破裂，导致死亡，其人为的成分较大。刘某的抡打行为，是胡某脑动脉瘤破裂的直接原因，而脑动脉瘤破裂又是胡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刘某的抡打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存在着因果关系，是一种间接、但却是必然的关系。
（二）刘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1、用六棱钢钢制撬棍（长约1.6米，粗约6公分）抡打他人头部，作为精神正常的被告人根据当时客观情况和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应当预见自己的抡打行为（特别对于一些体质异常的人）可能导致被害人伤亡的结果。2、在客观方面，确实由于刘某的抡打行为引发被害人脑动脉瘤破裂，导致死亡。
（三）刘某的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是意外事件，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1、被害人有脑动脉瘤，即使没被他人抡打，只要头部外伤、情绪激动等，也可以诱发脑动脉瘤破裂而死。2、脑动脉瘤不易被人发现，刘某不可能预见被害人头部会有脑动脉瘤。
三、评析意见
本案涉及到一般的抡打行为导致特异体质人死亡，是否构成犯罪。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认定应区分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罪嫌疑人当时的行为是否有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如果有这种可能性，且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该行为，就应当认定为犯罪。此时若犯罪嫌疑人对伤害后果的心理态度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是希望并相信可以避免，是过失犯罪：如果其心理态度是希望或者放任，则是故意犯罪。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没有致伤的可能性，即使造成了被害人的伤亡，也是意外事件。对于本案，笔者认为，刘某对胡某的死亡存在间接故意的过错，应当负刑事责任。主要理由如下：
（一）从本案的行为对象看，根据尸体检验报告分析，犯罪嫌疑人刘某的抡打行为，是胡某脑动脉瘤破裂的直接原因，而脑动脉瘤破裂又是胡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刘某的抡打行为与胡某的死亡存在着因果关系，是胡某死亡的外因。在本案中，外因（抡打行为）通过中介（脑动脉瘤）导致胡某死亡，对胡某的死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对于“被害人有脑动脉瘤，即使没被他人抡打，只要头部外伤、情绪激动等，也可以诱发脑动脉瘤破裂而死”的说法，笔者认为脑动脉瘤会导致死亡只是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没有正式转化为现实之前，无论某种趋势多么必然，仍然存在着按另一种趋势转化的偶然性。
唯物主义认为，必然性是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一种发展趋势，人们头脑中关于必然性的观念，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必然趋势的反映。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必然性观念是认识主体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能动性认识结论，只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主观判断和预测。尽管这种主观判断在正确时有其客观基础，但这种观念性的认识本身却属主观的范畴，在其本身还没有正式现实化之前，即使是主体的认识不发生错误，也不能排除仍有不现实化的偶然性可能。由此可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绝对对立的。换言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即使存在某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成为现实之前，同时还一直存在着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偶然可能。假如某种事物本身一旦存在特定的必然性的发展趋势，便将这种趋势等同于现实化，从而否定了该种趋势偶然不现实化的情况，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在本案中，刘某的抡打行为是将必然性转化为事实性的决定性因素，对导致胡某死亡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在主观上，对于被害人的伤害，刘某存在间接故意的过错。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是行为人本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明知”的根本内容是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的明知，在此基础上还应包括行为人对其“行为性质”，“犯罪客体”和“作为选择要件的犯罪对象等客观事实情况”的认识，但是行为人对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因素的认识，只能是一般和大致的认识，而不是确切的或精确的认识。对其中某些必须具有专门知识或法律知识才能认识其具体界限的事物，更不能要求有精确的认识。如果我们要求行为人必须在犯罪时明知其行为必然导致被害人伤害或死亡，否则就不能成立犯罪主观方面的故意，这不仅不切合实际，而且只能放纵罪犯。从本案看，用六棱钢钢制撬棍（长约1.6米，粗约6公分）抡打他人头部，作为精神正常的被告人根据当时客观情况和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应当明知自己的抡打行为可能导致被害人伤害的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刘某行为时在主观上是间接故意，并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也不是不能预见，故不是过失犯罪，也不是意外事故。
“放任”的实质在于行为人为追求某种特定的目的，甘愿冒发生此种危害社会的风险的心理态度。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这种结果的情况下，为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仍然决定实施这种行为，这就意味着在行为人看来，实现他的既定目的，比防止危害结果发生更为重要，因而，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意志。从本案看，刘某在突发犯意犯罪中以伤害为目的，用钢制撬棍抡打胡某头部，不计后果，放任了严重（死亡）结果的发生。
（三）在客观行为上，刘某以伤害为目的，用钢制撬棍抡打胡某头部，造成了胡某死亡的结果。
综合以上分析，刘某的行为该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找准定位 强化督导
努力提高检察建议的运用效果
——浅谈我院开展检察建议工作的几点做法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李旺城


2005年是高检院提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年”。贾春旺同志指出：“检察机关一定要认真研究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方式等，注意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法律监督工作更加符合司法规律，……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1]”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实现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对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几年来，我院在狠抓办案的同时，积极开展犯罪预防工作，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帮助他们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仅2003、2004年二年，全院共发出书面检察建议31份，相关单位采用率达100％，通过检察建议进行整改的达97％，较好地发挥了检察机关预防和减少犯罪的职能作用。
一、树立三种正确认识，明确检察建议意义
我院每年都举行相关的法律文书写作培训，2004年更是在全院“六个三”评比中专门设立了“优秀检察建议”的评选，目的就是让干警们熟悉并掌握检察建议写作，提高法律监督的能力与本领。在培训我们中努力树立干警对检察建议的三种正确认识：一是“该发则发，不该发不发”。有干警认为检察建议是“万金油”，涉猎应该宽泛，无论是司法机关出现违法行为还是一般单位的治安隐患，一律采用检察建议。针对这种情况，我院明确指出对于司法机关出现违反法律和刑事政策的行为，应依法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提出抗诉，而不能以检察建议的方式提出。因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刚性行为，被监督者有义务予以接受，而建议是一种柔性行为，被建议者有接受建议或拒绝接受建议的权力[2]。同时专门查阅高检院的相关法律文件，最终明确检察建议只是一种对各级单位、基层组织中涉及预防犯罪和综合治理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的法律文书，而涉及到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的违法只能使用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不起诉人的提出行政处罚的只能使用检察意见[3]。二是“宁缺勿滥，不随便发”。有干警认为检察建议能促进发案单位工作，应多发。《论语》曰：“人为言急之而言，谓之躁也”。我院强调，一定要规范慎重地使用检察建议，既不能让其束之高阁，更不能让其流于形式。有权制发检察建议不能是案件承办人或某个职能部门，它必须经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后，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编发，决不能滥发。三是“发后注重回访，不能不了了之”。有干警认为检察建议发了就完了，缺乏回访、督导的意识。针对此种情况，我院要求每份检察建议都必须进行相应形式的回访，回访时将情况做工作记录以备查考，并对被建议单位回复入卷归档。
二、明确履行三项要求，找准检察建议定位
我院把提出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形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手段，克服就案办案思想、努力扩大办案效果的有效途径。针对一些业务部门因办案任务重，未及时向发案单位提建议的情况，我院专门召开中层干部会议，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明确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将检察建议活动列入全院目标量化考核范畴，设为加分项。对职务犯罪案件实行一案一建议，对检察建议实行奖罚制度，不及时、不认真建议造成被建议单位不满的扣分，发出检察建议效果显著的则予以加分。二是将检察建议活动列入综合治理工作主要内容。由一名主管检察长亲自把关，结合办案提出建议，结合社会调查提出建议，结合回访考察提出建议。三是将检察建议列入“社会形象工程”项目。按照我院提出“内提素质、求质量，外重法宣、树形象”的工作思路，通过检察建议为发案单位服务，为社会服务，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几年来，我院预防、侦监、公诉等部门按照要求各司其职，认真开展检察建议活动。如2004年3月初，我区接连发生二起保安人员利用执勤便利条件侵犯公司财产权利的案件，造成经济损失20000余元，侦监处通过仔细分析案发原因，决定向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顺义分公司发出检察建议。该公司接到检察建议后，及时召开了经理会议，下决心进行彻底整改。率先在全市组建了专门的纠察队，设立了举报电话，并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客户代表为保安风纪监督员，同时在招收录人、落实追究责任制上下功夫，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区保安人员再无涉嫌犯罪情况发生。
三、严格执行三种制度，规范检察建议程序
管子说：“规矩者，方圆之正也。人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为使检察建议程序化，规范化，我院先后出台了规范检察建议的三种制度：一是检察建议审批制度。检察建议由办案组制定专人撰写，然后由处长审稿，再由分管检察长审核签发。二是检察建议登记制度。各个处室撰写的检察建议，由职务犯罪预防处统一编号登记，建立专门登记簿，详细记载检察建议的时间、内容，以及要求整改的时限和整改效果。因此，我们所发出的检察建议有据可查，既可以反映办案人员落实检察建议情况，又可以增强承办人的责任心。三是检察建议送达制度。检察建议拟好后，我们委派专人送达，办案人员前往发案单位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尽量求得对问题的一致认识，同时送达检察建议。实践证明，当面送达，发案单位整改比较及时、认真。如2003年10月，我院在查处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国有企业）下属一企业经理林某某涉嫌贪污一案时，发现该单位在财物管理上随意性较大，外找票据、白条下帐的情况突出，我院向该公司提出四点检察建议，由预防处长送《检察建议书》上门，该公司马上专门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组织了一场“如何落实规定、强化精细管理”的大讨论，找出了问题的症结，一星期后，该公司书面详细汇报了整改情况，制定了《关于完善财务部门项目和财务开支的规定》，并邀请我院在2004年初为该国企就预防职务犯罪问题进行法制教育，达到了为国企服务、保障的社会效果。
四、坚持做到三个确保，严把检察建议质量
检察建议的质量如何，关键是看它表达是否清晰，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我院要求检察建议的编发一定要坚持三个确保，一是确保意思的清晰性，即要讲清楚问题。要求再提出检察建议前，应作专门的调查研究，掌握和积累充分的原是数据材料，做到让事实说话，无论是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提出建议，都必须客观实在，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有的放矢。二是确保问题的针对性，即要找准问题的原因。再讲清事实情况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论理或剖析，务必切中要害，以换取发案单位的共鸣和警醒。三是确保建议的可行性，即解决措施要具体、可行。建议应避免使用“请加强监管、教育”等空洞的语言，要言之有物，即须通过行业调查研究提出“如何加强监督管理、教育的几项具体措施”，力求对症下药。由于我院严把质量关，因此，五年来从未出现因不当而被撤销的检察建议，所发出的检察建议书没有出现差错。例如2003年12月，我院针对连续二起利用“黑公话”诈骗的现象向中国网通集团北京通信公司发出检察建议，反映了该公司在管理中存在二个问题：一是对电话申报用户缺乏审查，二是线务人员对安装地点不进行核对，导致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等人利用假身份证报装电话多部，后改公用电话恶意欠逃话费近10万元。我院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受理报装仔细核对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并用户资料系统备查，若用户申请第二步电话时需询问用途和核查前部电话缴费情况，另外原则上不宜受理三部以上电话。二是线务人员安装电话时必须核对地址，名址不符的不予安装。”该建议引起北京市通信公司高层的高度重视，公司总经理赵继东专门做出批示，并于2004年1月下发《关于加强打击“黑公话”工作的通知》，其整改措施与我院的检察建议相差无几，此事充分反映了我院在制发检察建议时对电信系统特点进行了充分调研，做到了检察建议及时、准确、可行，赢得了电信行业的认可，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五、帮助解决三个问题，提高检察建议效果
提出的检察建议能否得到发案单位重视和采用，这是最为重要的，再好的建议如果不落实，也是一纸空文。几年来，我院在提出检察建议的同时，主动帮助发案单位解决问题。一是帮助解决弱点问题。如从几年来所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分析，发案单位往往存在重业务轻思想教育的倾向，干部职工法制观念不强，单位往往等到出了问题才意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主动上门讲授法制课、开座谈会、赠送法制宣传材料。从1999年到2004年5年间，我院深入发案单位上法制课42场，开座谈会69次，赠送法制宣传材料5460份。二是帮助解决焦点问题。一些单位发案原因主要是管理不严，制度上有漏洞，被某些人钻了空子。在整改问题上，一些新任领导存在思想顾虑，怕制度修改影响队伍团结，另外一些领导则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对如何实行整改束手无策。我们了解清楚这种情况后，主动上门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协助他们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三是帮助解决难点问题。例如2003年10月，我院在办理北京第一弹簧厂供销部原经理郭某某涉嫌贪污案时，发现该厂一是私设“小金库”，领导班子内部缺乏民主制约，二是规定销售人员工资与销售业绩挂钩，导致一些审批环节形同虚设，财务部门对销售、回款情况缺乏监督。对此情况，我院主侦检察官一边办案，一边撰写检察建议，建议该厂迅速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加强监督和纪检监察，加强民主管理管理和科学决策。为了让发案单位尽快整改，主侦官和预防处长深入发案单位开座谈会。在短时间内，该单位就完善了《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发出商品管理制度》、《以实物抵消账款操作程序》、《物资采购管理制度》，并结合郭某某一案和“四五”普法教育，分三个层次在全企业内开展党内普法教育、干部普法教育和群众普法教育，有效地防范了违法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