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研究

温 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论文摘要]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悬而不决，使民事检察工作长期以来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如何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研究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立法及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对此略陈管见，以作他山之石。
关 键 词： 检察机关 民事诉讼 参诉方式 法律地位
Studie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Procuratorial Organ during the Civil Action
WEN JUN （100026）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Abstract: Legal status of procuratorial organ during the civil action is pending,which makes the civil procuratorial work always in the awkward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how to determine the legal status of procuratorial organ during the civil action has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in the studies of the civil procuratorial and supervise work. It is not only a great theoretical problem, but also the problems about legisl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actice waiting to be solved urgently. Author states his mumble opinion here, as offering a few commonplace remarks by way of introduction so that others may come up with valuable ideas or opinions.
Keyword: Procuratorial organ;Civil action;The way of participation in lawsuit; Legal status.
一、问题缘起与归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于出庭检察人员在法庭上的称谓、席位及职责等诉讼地位问题却未作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缺乏统一性和严肃性。如关于出庭检察人员有的地方称为检察员，有的地方称为监诉人，有的地方称为抗诉人，甚至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抗诉后根本就不出庭或无法出庭，或者名为出庭实为旁听。如我院审查的申诉人贾某因返还财产纠纷不服法院生效判决向我院提出申诉一案，经我院审查后提请上级检察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经与原审法院联系后，我院派员出席了再审法庭，笔者有幸参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只能以旁听者的身份居于旁听席来出席再审法庭。检察两家对检察机关出庭的称谓和席位问题也始终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个称谓和席位问题的争论，但实质上却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问题的争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悬而不决，是使检察机关长期处于这种尴尬境地，并阻碍民事检察工作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略陈管见，以期对民事检察立法及民事检察实践工作有所裨益。
需要指出，诉讼地位与法律地位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诉讼地位也是一种法律地位，但法律地位不限于诉讼地位。法律地位除了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外，还包括实体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本文所指的法律地位是指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法律地位，既指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身份，又指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但不包括检察机关纯粹作为一般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实体活动时因发生纠纷而参与民事诉讼的情形。
二、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争议
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当中法律地位问题，是民事检察理论研究者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第一、 国家监诉人说，该说认为无论检察机关采取何种方式参与民事诉讼活动都处于法律监督机关代表人的法律地位，但需要赋予诉讼的性质 。该说还进一步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主体。这种独立而特殊的地位使得检察机关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并且不依附于其他任何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特定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
第二、 国家公益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执行法律监督的职能，是代表国家公益干预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体现，在民事诉讼中只能始终处于国家公益人的法律地位。
第三、 诉讼当事人说。该说认为民事诉讼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必须以当事人的身份平等地对抗另一方当事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仅间接地体现在民事诉讼当中，直接体现的是诉讼当事人的身份。
第四、 国家诉讼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地位是由检察机关所承担的双重任务所决定的。一方面，无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观点如何，都不影响其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利益代表者这一法律地位。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承担着对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任务，具有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地位，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称为“国家诉讼人” 。
第五、 民事公诉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出追究民事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请求，与被告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能处于民事公诉人的法律地位，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当事人 。
第六、 检察长、检察员说。这是近年来学者提出的最新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把检察机关出庭人员称为“检察长”、“检察员”，可以避免用传统的诉讼法术语来界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身份的不足，而且更简洁、直接合乎法律。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处于“第三人”或“诉讼代理人”的地位。但这些观点未形成主流，在此不作过多介绍。
上述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所中法律地位的界定从不同角度考察，都不乏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乏片面之嫌。如：“检察长、检察员说”只是从形式意义上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不能揭示其实质地位，显然欠妥；“公益代表人说”虽突出了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目的，但却忽视法律术语的使用，“公益代表人”是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界定位为“公益代表人”，更是尤为不妥；“国家监诉人说”和“国家诉讼人说”对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方式不作区分，而对其地位统一定位，使检察机关在具体参诉方式下，职责难以区分，权利义务也难以配置，因此，这种定位也不可取；“国家公诉人说”虽在实质意义上给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总是赋予其特殊权利，使其保持双重身份，因此，有破坏诉讼结构的不平衡之嫌，不宜采纳；“当事人说”虽是实质上的定位，但似乎又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不相符，也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冲突，《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此种语境下，“当事人说”也难以立足。上述争论使得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定位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到底如何准确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应首先从以下几方面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有全面的认识：
第一、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是相对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称谓而言的，即指能够表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角色和身份，并揭示其应享有的权利义务范围的法律地位。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包括两种含义，即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称谓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两者既不相同，更不能混为一谈，在前述学说中，就有学者忽略了这种不同，并将这两种意义上的法律地位混为一谈，把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定位为“检察长、检察员”，这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称谓，并不能表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法律地位，更不能揭示其诉讼权利和义务范围，因此，这种只能言其名而不能言其实的定位是不准确的。我们所说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第二、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仅仅是处于抽象的静态的法律规定层次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可称为“法规监督权”，只有检察机关将这种监督权运作到被监督的对象或监督的领域，这种“法规监督权”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监督权”。这种现实的监督权对享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来才真正具有价值。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法律监督者本身不具有诉讼意义，需要进一步转换 。只有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才使其具有诉讼上的身份和相应地位，才享受相应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而有学者主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是法律监督者，就是没有注意把这种抽象意义的监督权向现实意义的监督权转换，因而以这种非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不准确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当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而不应是其他别的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第三、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检察机关在不同参诉形式下的法律地位。
随着检察机关职能的日益丰富和完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公益代表人，其参与民事诉讼不仅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履行维护公益的职能，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维护社会公益，这也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将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参与民事诉讼，其参与诉讼方式也随之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参诉方式下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其法律地位也就因此而不同。因为，诉讼主体的地位最终决定于他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参与诉讼的目的和任务 。所以，我们主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在不同参诉形式下的法律地位。但很多学者在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时，却对其参诉方式却不加区分，而概括地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并无一例外地强调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监督地位，使得在理论上无法区分检察机关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关系，现实上也无法摆脱自己监督自己的矛盾，并打破了诉讼参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协调与平衡。其不足之处就在于他们忽视了检察机关在不同参诉形式下法律监督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给诉讼结构带来的不同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在不同参诉方式下的法律地位。
第四、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受民事诉讼基本结构制约的法律地位。有学者精辟的提出：民事诉讼是诉讼法和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 。笔者以为，民事诉讼结构则是对这个“场”的最恰当的描绘和规制，体现了“场”的空间，规定了各诉讼主体在“场”中的位置及权利义务的范围。检察机关因参与民事诉讼而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甚至成为诉讼主体，因此，其在“场”中的法律地位也必然要受到民事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对此，笔者在下文予以详述。
三、与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相关的几个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虽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却只允许检察机关以提起抗诉的方式进入这个“场”，因此，很不全面，而且存在着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为全面准确界定检察机关在“场”中的法律地位，有必要对以下相关问题作一重新认识：
（1） 关于理论重构问题
理论是构建制度的基础，梁惠星教授曾指出“理论既然是人提出的，当然应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予以修正” 。因此，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作简要探讨。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是“公益原则”，即检察机关仅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其法律地位是“当事人或联合当事人”。如法国1976年民事诉讼法第421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起诉，或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其法律地位问题一般不存在争议。而以前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以“干预原则”作为理论依据的，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时，同时还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因此，对其法律地位得的争议较多。如前苏联对此就有三种争议观点：（1）认为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是当然的原告；（2）认为检察长在民事诉讼根本不可能是原告，而是法律监督机关的代表人；（3）认为检察长在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是程序的原告，同时负有法律监督的任务 。
我国则是以“监督权原则”作为检察机关参与或提起民事诉讼的法理依据。也正是在这种“监督权原则”理论的绝对信仰，导致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职权、功能陷入无法明确的困境。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对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狭隘认识的结果。
我国1982年宪法第129条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法律地位是根据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理论设定的。就民事领域而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一方面有权对法院的审判和诉讼参与人的民事诉讼活动进行诉讼监督，另一方面有权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事实体活动进行一般监督 。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都是检察权应有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很多学者在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时，却往往只强调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监督者的一面，否认或忽视其作为一般法律监督者的一面，从而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同于诉讼监督或审判监督。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将前述学者所依据的“监督权说”称为“狭义的监督权说”，正是基于这种对监督权狭隘的认识，民事诉讼法第12条只规定了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即将检察机关在民事领域中的全部监督内容仅界定为“审判监督”。使得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不能得以全面确立。因此，有必要重构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理论基础。
有学者主张以“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相结合的原则” 作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基础，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因为，这种理论直接反映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力来源，即直接源自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权应是广义上的监督，即包括对民事实体法律秩序的监督，也包括对诉讼法律的监督。当民事主体在对民事实体权力进行处分时危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是其实现法律监督职责的方式之一。其次、该理论能较好地体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目的和范围，即检察机关只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民事诉讼，且其范围也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限。第三、根据该理论检察机关不仅可以维护公益的目的提起民事诉讼，还可出于对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目的而参与民事诉讼，能全面解决我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方式和身份以及法律地位等问题，克服了“狭义监督说”对检察机关起诉职能和监督职能无法区分的缺陷。
因此，“公益说和广义监督说相结合原则”能够为全面构置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机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进而为全面、准确地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的身份问题
在认识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时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在民事领域作为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上文已述，基于“监督权说”很多学者只强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而否认其国家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只强调行为层面的干预和监督，而忽视目的层面的公益维护，或将两者等同起来。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身份和国家公益代表人身份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但也不能混为一谈。只有承认检察机关的国家公益代表人身份并把它与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区别开来，才能正确解决我国检察机关参诉的目的和参诉任务。并由参诉目的和参诉任务进一步决定检察机关的参诉方式，从而才能全面、准确界定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能否成为公益代表人？笔者认为：在我国众多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适宜的公益代表人，但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法领域存在着一种误区，即认为只有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就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当事人只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能提起诉讼。然而，我国大量实体法的颁布表明关于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规定在法律中是非常普遍的，这说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立法者的重要目的，但相对于对私益的保护而言，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着诉讼机制的欠缺和诉讼主体缺位，表现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就是只规定有保护私益的诉讼主体，而没有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只有保护私益的诉讼机制，而无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机制，这不得不说是民事诉讼法在对公权益保护与私权益保护方面的失衡。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共社会，但公共社会不是一个实在的主体，其利益必须由一个实在的主体予以代表和维护 。因此，有必要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规定公益代表人这一诉讼主体，而在众多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为适宜的主体；其次、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当事人必须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排除了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能 ，随着现代诉权和诉之利益理论的发展，认为通常情况下，诉权主体即民事实体争议的主体。在特殊情况下，法律也可明确规定，第三人为了维护实体争议的实体权益而成为诉权主体，在诉讼中第三人则为形式的诉讼当事人，这种情况不构成对他人诉权的侵犯 。即诉权可以独立于实体权益主体而赋予他人。在现代社会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维护者是适格的当事人。诉权理论的发展，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身份提起民事诉讼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民事诉讼立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与法律监督者身份并不冲突，上文已述，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然而这只是抽象意义和规定层面上的身份，但当法律监督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介入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领域则享有不同的身份，就好比一个自然人在不同的群体中有不同的身份一样。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正是法律监督者在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中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赋予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与其法律监督者身份并不冲突。同时，笔者还认为：当检察机关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和以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为目的介入民事诉讼时两者的身份不能相互混淆，否则，就势必陷入职责、地位不清的困境；第四、赋予我国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符合国际惯例。自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产生以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检察机关无一例外地是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参与民事诉讼，绝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被视为“最高法律秩序的代表”和“社会公益的维护者”，并在法律上被冠以“公益代表人身份”。因此，法律赋予我国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身份符合国际立法潮流。此外，在我国主张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的众多观点中，也无例外地坚持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法律上明确规定其“公益代表人”身份，使其名符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的确立，不仅成为立法上的可能，更成为立法上的当务之急。同时，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的确立也为准确规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提供了主体身份上的条件，难以想象一个没有主体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主张法律明确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并非是以公益代表人身份界定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因为“公益代表人”不是诉讼法上的概念，难以反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更无法反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笔者只是为了说明检察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人，当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其具有诉的利益、享有诉权是适格当事人而已。
（三）民事诉讼结构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制约问题
上文已述，如果民事诉讼是诉讼法和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那么，民事诉讼结构则是对这个“场”的最恰当的描绘和规制，体现了“场”的空间范围，也体现了各诉讼主体在“场”中的位置及权利义务关系。检察机关因不同的目的参与民事诉讼而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甚至成为诉讼主体，因此，其在“场”中的法律地位也必然要受到民事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告第13号

　　　《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已经2008年1月22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被征地人员老年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及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14号）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经过试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辖区内的被征地人员。被征地人员是指由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部分土地，且在征地时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年满18周岁及其以上的人员。因城市建设、改造和重点工程建设等原因而失去土地的人员，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可纳入本办法参保范围。

第三条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建立抗风险专项基金；

（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保障水平，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当地生活水平相适应；

（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被征地人员参保时的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缴费；被征收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费；征地过程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纯收益中提取适当比例的专项费用；

（四）基本养老保险实行政策引导、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

（五）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全市为统筹地区，基金实行全市统筹和调剂。

第四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免征税费，实行收支两条线、财政专户管理。

第五条 劳动保障部门为辖区内基本养老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具体经办业务。乡（镇、街道）劳动保障管理服务机构按规定权限负责做好具体参保的组织和服务工作。

第六条 财政部门负责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风险基金的管理、监督以及政府补贴资金的筹集。国土资源、农业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负责审核、指导、监督做好被征地人员参保审核工作。民政部门要监督村（居）委会做好被征地人员参保申报、公示、初审的工作。审计部门负责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行和支付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二章 基金的筹集

第七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

（一）被征地人员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二）集体对被征地人员参保时的补助缴费；

（三）政府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资金以及拨入的抗风险资金；

（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国家规定营运获得的收益；

（五）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利息；

（六）其它来源。

第八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组成，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须为参保人员建立个人账户。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及产生的利息全部记入个人账户。

第九条 政府补贴为市和县（市）区两级政府补贴，补贴划入统筹基金。市、县区级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纯收益中提取适当的资金，用于承担本级政府补贴，提取资金不足的，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解决。市和县（市）区两级政府补贴的承担比例和专项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根据地区经济、财政收入以及征地市场价格由市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条 征地过程中，在征地成本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和建立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抗风险基金。

第十一条 被征地人员参保时，其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的缴费，由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核定和收取，并使用全市统一的专用票据。

第十二条 市和县（市）区两级政府补贴，由各级财政根据年度内参保人数和所选参保标准，年度内定期核准和划拨。政府补贴部分按参保人的最低缴费年限补贴。

第三章 参保与缴费

第十三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因政府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导致失去全部或部分土地的人员；

（二）征地时对所征土地享有承包权的人员，即征地时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家庭中在册人员；

（三）因城市建设、改造和重点工程建设等原因而失去土地，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按本办法参加本保险人员。

（四）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时年满18周岁及其以上的人员。

（五）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的，国务院、省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符合上述（一）至（四）项条件，但已被录用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依《兵役法》参军入伍后转为军官、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不纳入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的范围。

本条所指的征地时间，以批准征地机关的批文为准。本条所指的年龄，以居民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为准。

第十四条 各县（市）区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分为三个档次，缴费标准如下：

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安宁市、呈贡县为190元/人·月、150元/人·月、120元/人·月；

晋宁县、宜良县、石林县为170元/人·月、130元/人·月、100元/人·月；

东川区、嵩明县、富民县、寻甸县、禄劝县为150元/人·月、110元/人·月、80元/人·月。

第十五 条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进行适当调整。当月执行的缴费标准为当期缴费标准。

第十六条 被征地人员参保以村（居）委会或村（居）民小组（股份合作社）为参保单位。被征地人员参保申报审批程序为：由本人申请，所在村（居）民小组（股份合作社）初审；报村（居）委会审核并向村（居）民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经国土资源、农业部门依据征地和土地承包情况进行审核后，送乡镇、街道办事处审查；报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并发给《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证》。

第十七条 被征地人员参保时的档次选择，由村（居）委会及村（居）小组（股份合作社）与参保人协商后确定。

第十八条 1998年12月31日以前，被征地人员的缴费和补贴比例为：全部失去土地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60%，政府补贴40%；个人耕地不足0.3亩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70%，政府补贴30%；个人耕地0.3亩以上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80%，政府补贴20%。

第十九条 1999年1月1日以后至本办法实施之前，被征地人员的缴费和补贴比例为：全部失去土地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70%，政府补贴30%；个人耕地不足0.3亩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80%，政府补贴20%；个人耕地0.3亩以上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90%，政府补贴10%。

第二十条 本办法实施之日起，被征地人员的缴费和补贴比例为：全部失去土地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80%，政府补贴20%；个人耕地不足0.3亩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85%，政府补贴15%；个人耕地0.3亩以上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缴纳当期缴费标准的90%，政府补贴10%。

第二十一条 征地过程中预留的生产、生活用地纳入被征地人员耕地的计算范围。被征地人员参保时个人耕地为0.3亩以上（或以下）的，后因征地导致个人耕地减少至不足0.3亩（或全部失去土地）的，按照第十六条的申报审批程序办理后，次月起按照相应的缴费比例缴费。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以前产生的被征地人员参保时，其所在集体可以从征地补偿、安置补助费和集体经济收益中对其给予补助。补助数额可以实行按比例补助，也可以实行定额补助。具体补助数额，由其所在集体自行确定。

第二十三条 在我市辖区内，被征地人员因嫁娶等迁离村（居）民小组（股份合作社），申请参保时，由本人在原村（居）民小组（股份合作社）提出申请，由原地按照第十六条的申报审批程序办理参保手续。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以后产生的被征地人员参保时，其所在集体须优先将征地补偿、安置补助费为被征地人员缴足到领取年龄能享受基础养老保险生活费待遇的保险费，以确保被征地人员的老年基本生活。具体补助数额，由其所在集体自行确定，但最低不得少于缴费标准的三分之一。

第二十五条 被征地人员的缴费方式，按当期缴费标准和比例原则上当年的年内缴清。确有困难的，也可根据家庭收入不定期方式进行缴费，但首次参保须缴纳不少于1年的保费。

第二十六条 发生征地的村（居）民小组中，不符合本办法被征地人员条件的其它人员（因嫁娶等原因转入的人员），且为该村农村常住人口，并年满18周岁以上人员，个人自愿申请参照本办法参保的，可以凭身份证或常住户籍的有效证件到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办参保手续，并发给《昆明市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证（参照）》。此类人员称为参照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

第二十七条 参照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参保缴费档次由个人选定后按当期缴费标准全额缴费，原则上一年一次缴清。确有困难的，也可根据家庭收入不定期方式进行缴费，但首次参保须缴纳不少于1年的保费。其所缴纳的保险费85%记入个人账户，15%划入统筹基金。

第四章 缴费年限与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八条 被征地人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为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的起始年龄。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缴费超过15年的，根据超过的缴费月数计发附加养老待遇。

第二十九条 被征地人员男年满60周岁以上不满70周岁、女年满55周岁以上不满65周岁参保的，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的最低缴费年限为：按15年计算，每增加1周岁减少缴费年限1年（即：男61周岁、女56周岁的为14年；男62周岁、女57周岁的为13年，以此类推）。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缴费超过最低缴费年限的，根据超过的缴费月数计发附加养老待遇。

第三十条 被征地人员男年满70周岁、女年满65周岁及其以上参保的，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的最低缴费年限为5年。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缴费超过5年的，根据超过的缴费月数计发附加养老待遇。

第三十一条 被征地人员记入个人账户的累计缴费年限达到或超过最低缴费年限，且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至终年。

基本养老生活费由基础养老生活费和附加养老生活费两部分组成。

基础养老生活费为当期缴费标准。

附加养老生活费是指参保缴费超过最低缴费年限以上的缴费部分用最低缴费年限分摊后增加的养老生活费数额。具体按以下公式计算：

月附加养老生活费＝MP（L－R）÷R（元／人·月）

公式中的参数为：M为当期缴费标准（当期基础养老生活费标准，单位为：元/人·月）；P为参保时所选档次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的缴费比例（单位为：百分比）；L为记入个人账户的累计缴费年限（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的累计缴费月数，单位为：月）；R为最低缴费年限（单位为：月）。

第三十二条 被征地人员按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领取基本养老生活费时，其领取的数额最高不得超过参保人当期缴费标准的三倍。

第三十三条 被征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难以缴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记入个人账户的累计缴费未达到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而年龄已达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生活费年龄的，经本人申请，村（居）委会审核，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准，以个人账户缴费累计月数计，推后欠缴月数，按当期缴费标准发给基本养老生活费至终年。

第三十四条 基本养老生活费先从个人账户中支付，个人账户不足支付的，从统筹基金中支付。

第三十五条 参照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的，在计算待遇时，其“所选档次的个人参保和集体补助的缴费比例”按85%计算。

第三十六条 参保人因身份和职业转变，已被录用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依《兵役法》参军入伍后转为军官、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的人员，不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含本、息）根据个人意愿一次性退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也可以暂时封存个人账户，以后按规定续保；或者折算转给其指定的其他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未领取养老保险生活费待遇）的个人账户，同时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

第三十七条 参保人在本市辖区内因婚、嫁、娶等原因变更常驻地点的，可根据个人意愿办理转移，但只转移个人账户，不转移基金。其以后的缴费可按当地对应的档次和标准缴费及计算养老生活待遇。其缴费不足的部分按当期的缴费标准由个人缴纳补足过去的累计缴费差额，超过部分可折算为增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三十八条 参保人出国（境）定居的，向参保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相关证明，办理相关手续后，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含本、息）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其已领取养老基本生活费的，可根据本人意愿，可委托他人代领或一次性支清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含本、息），同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第三十九条 参保人死亡的，其亲属须向参保当地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死亡证明，从其死亡的下月起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办理有关手续后，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含本、息）一次性支付给合法继承人。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社会统筹、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和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第四十一条 征地时按照国务院国发〔2004〕28号文件规定批准增加的安置补助费以及征地成本中增加的社会保障费用，须用于补贴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险费用和建立抗风险基金，国土资源、财政部门应当做好监督、指导和落实。

第四十二条 市、县（市）区须设立专门经办机构，隶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配备相应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办公场所及工作条件，负责农村社会保险的具体业务经办。主要职责是：基本养老保险核定、登记、收缴、支付及个人账户管理等工作。

第四十三条 国土资源部门在征收土地过程中，督促做好被征地人员的参保，并对参保人员相关情况进行审核把关。农业部门负责督促村（居）委会依经济能力实施集体参保补助，对参保人员相关情况进行审核。民政部门负责对基层组织实施此项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核定、发放、统计及基金和个人账户的管理实行统一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基本养老保险生活费发放实行社会化统一发放，基本养老保险生活费的发放及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四十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和发放，须接受审计、财政及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的审计和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参保人死亡后，他人冒领其养老生活费的，由劳动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其上一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放宽参保条件的；

（二）违反管理规定，造成基金损失的；

（三）擅自放宽享受养老生活费条件的；

（四）违反规定减发或者增发参保人养老生活费的；

（五）侵占、挪用养老基金和风险基金的；

（六）用保险基金和风险基金平衡财政预算的；

（七）拒绝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参加保险的。

第四十八条 发生争议的，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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