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价值分析

孟琳


　　【摘要】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这些规定较好地体现了保留死刑但又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也符合当今世界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
　
　　但是，刑法典颁布实施不到两年，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浪潮的冲击，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为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起，不断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条例、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不但增设了许多新罪名，而且加重了对许多犯罪的处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许多犯罪增设了死刑。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二）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适用死刑的评析

　　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现行刑法对上述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最高刑均规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且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或一定经济制度，而非人身权或国家安全等其它客体。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基于以下理由：

　　1.从刑罚的作用看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1）从罪行均衡原则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刑罚一方面要与罪行（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决定）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刑事责任（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相适应。也就是说，刑罚既要与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前一相适应是报应刑的要求，后一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这就是罪行均衡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刑罚的配置必须符合正当性。即要求刑法所剥夺的犯罪人的权益与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权益大致相当。因此，死刑只有适用于所侵犯的权益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邱兴隆教授也提出：“中国刑法应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的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的死刑都应废除。”

　　（2）从功利主义立场分析

　　功利主义认为对罪犯适用刑罚的着眼点不应是罪犯过去的行为，而应是预防未来犯罪的需要。例如贝卡利亚主张，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对罪犯适用刑罚的正当根据，国家预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来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适用刑罚的合理限度。这就是说在刑罚上坚持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经济型犯罪的犯罪意图是获取财产。因此，由经济犯罪的特征所决定，对之适用死刑难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

　　（3）从刑罚的谦抑思想分析

　　刑罚的谦抑性，可以概括为为两方面属性——刑罚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刑罚的必要性是指，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阶段，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是处于消极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经济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时，才不得已用之；刑罚的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根据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责任方法体系中，刑罚只具有“最后”的价值意义。 理性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用刑罚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手段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保护。 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引起的。因此，与其对此类犯罪主体处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

　　（4）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经济分析

　　从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死刑成本必须大于或等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时才能体现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一个国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获得的收益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民众赋予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例如在美国，判处一个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费500万美元。从开始起诉到最后判决，平均是10年。 在我国，这种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不足。

　　（5）从人道主义分析

　　刑罚的人道性产生于刑罚与法律价值之一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关系之中，作为法律价值的个人自由是广义上的个人权利实现的自由，刑罚不能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我们手中操宰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经常都被迫需要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行使权力。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是我们要求行为人为其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仅要扪心自问，许许多多性质模糊、结论两可甚至多可的案件经过专家学者门许许多多的争论仍无法求取共识，我们又是凭什么一锤定音而对之生杀予夺呢？细细想来良心上会不寒而栗！” 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2.从实践角度看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刑罚

　　（1）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强

　　我国从1979 年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设死刑是重刑主义、死刑万能思想的体现，而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终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来，尽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污贿赂罪等各类经济犯罪的案发率始终高居不下，新型经济犯罪不断出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发生，涉案数额也不断增大。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总体上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死刑的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11个国家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条款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 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经济犯罪并不比我国突出。且在起初废除死刑的时候，犯罪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监察条例

（199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9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土地监察职权
第三章 土地监察的内容和方式
第四章 土地监察工作制度
第五章 土地违法案件查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土地法律、法规的实施，加强执法监督，及时制止和纠正土地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土地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土地监察，是指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单位和个人在本行政区域内执行和遵守土地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土地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执法活动。

第三条 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主管全区土地监察工作。

地、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监察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监察工作。

市、县土地管理部门可以对市辖区、乡（镇）土地监察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第四条 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行使土地监察职权。

行政监察、建设、公安、工商、环境保护、农业、林业、地矿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土地管理部门做好土地监察工作。

第五条 土地监察实行预防为主、预防和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相结合的方针，遵循依法、及时、准确办案的原则。

第二章 土地监察职权

第六条 县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配备专职监察人员。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委派土地监察员，检查指导土地监察工作。

第八条 土地监察人员应当通晓土地监察业务，熟悉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

土地监察人员经考核或者岗位培训合格后，方可从事土地监察工作。

土地监察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土地监察证件，配发土地监察标志。

第九条 土地管理部门履行下列土地监察职责：

（一）监督检查土地法律、法规贯彻实施；
（二）调查处理土地违法案件，纠正土地违法行为；
（三）受理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申诉；
（四）受理因不服土地管理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复议案件；
（五）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土地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件；
（六）监督检查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土地监察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
（七）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与土地有关的案件；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土地管理部门行使下列土地监察职权：

（一）检查单位和个人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执行土地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对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立案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资料；
（三）对正在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有权依法制止，被制止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四）依法对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五）对侵犯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建议有关部门对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主要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有关部门应当将处理情况告知土地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土地管理部门及其土地监察人员依法进行的行政执法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对拒绝、阻碍土地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提请司法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土地监察的内容和方式

第十二条 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单位和个人下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检查：

（一）建设用地审批；
（二）建设用地；
（三）土地开发利用；
（四）土地权属变更和登记发证；
（五）土地复垦；
（六）基本农田保护；
（七）土地使用权出让、终止；
（八）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九）涉及土地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土地监督检查工作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定期、不定期地对监察对象执行和遵守土地法律、法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二）对特定的监察对象的特定活动进行专项检查；
（三）对监察对象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事先检查、事中检查和事后检查。

第十四条 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对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与土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责令其修改或者向下级人民政府提出撤销的建议。

土地管理部门发现下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与土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第四章 土地监察工作制度

第十五条 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监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度，纳入土地管理工作的目标考核体系。

第十六条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监察工作报告制度，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报告土地监察工作；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地检查督促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开展土地监察的各项业务。

第十七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实行巡回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土地违法行为。

第十八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公开设置举报电话、信箱。对举报人应当依法保护。

第十九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监察统计报告制度，每年向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报送土地监察统计报表以及土地违法案件分析报告。

第二十条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违法案件立案、调查取证、处理结案和报备案等办案制度。

土地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土地监察标志，出示土地监察证件。

第五章 土地违法案件查处

第二十一条 土地违法案件是指违反土地法律、法规，依法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件。

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职责权限。

第二十二条 违反土地法律、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管理部门应当立案查处：

（一）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
（二）无权批准或者超越批准权限批准占用土地的；
（三）超过批准用地数量占用土地或者擅自改变用途的；
（四）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
（五）非法占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的；
（六）经批准临时占用土地，期满不归还或者依法被收回土地使用权，拒不交出土地的；
（七）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擅自在耕地上挖土、挖沙、葬坟、采石、采矿等，严重毁坏种植条件，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的；
（八）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标志的；
（九）不履行或者不按规定要求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经土地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十）不依法进行土地登记的；
（十一）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十二）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或者擅自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入股、联建、承包等方式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
（十三）侵犯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十四）其他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土地管理部门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行为人；
（二）有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事实；
（三）依照土地法律、法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四）属于本级土地管理部门管辖。

第二十四条 县土地管理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违法案件。

设区的市土地管理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案件：

（一）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的土地违法案件；
（二）涉外土地违法案件；
（三）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交办的土地违法案件。

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案件：

（一）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土地违法案件；
（二）重大的涉外土地违法案件；
（三）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家土地管理局交办的土地违法案件。

农村居民非法占地建住宅的案件可以由乡级人民政府管辖。

第二十五条 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处理下级土地管理部门管辖的土地违法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土地违法案件交由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处理；下级土地管理部门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处理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处理。

第二十六条 符合立案条件的土地违法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填写《土地违法案件立案呈批表》，经本级土地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批准后立案。

第二十七条 土地违法案件承办人员和主管领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与被查处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二）本人或者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被查处对象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承办人员的回避，由主管领导决定；主管领导的回避，由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决定。

第二十八条 土地管理部门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15日内报告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

第二十九条 土地管理部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作出决定的，经报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超过三个月。

第三十条 土地管理部门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结案后，应当自结案之日起15日内报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其他部门移送的土地违法案件结案后，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抄送有关部门。

第三十一条 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发现下级土地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侵权案件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可以责令下级土地管理部门重新处理，也可以自己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罚款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土地违法案件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交国库。

第三十四条 土地管理部门无正当理由不查处或者拖延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当地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依法查处，并视情节轻重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土地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土地监察职责，或者在土地监察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阻挠、干涉土地管理部门查处案件的，对国家工作人员由其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