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检察院　　吴绍锯

　　　　
国有企事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事业改革和发展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近年来在国有企事业改革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不仅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阻碍了企事业的发展，挫伤了职工改革积极性，而且激化了干群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大田县人民检察院不断加大对我县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的案件的查办力度，严惩了一批隐藏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中贪污腐化的犯罪分子。仅2004年我院查处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案件就有6起，立案6件6人，起诉 6人，涉及电力、劳动服务公司、国有林场、计生服务所、农村经管站等行业。通过对这些案件的查处，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维护了我县市场经济秩序，为我县国有企事业单位纵深向市场化迈进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一、当前国有企事业职务犯罪特点
1、犯罪性质集中，犯罪手段恶劣。 2004年我院立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全部集中在挪用公款和贪污案件；犯罪分子为满足自己膨胀的私欲，穷尽手段，如原大田县均溪镇计生办主任蔡永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开发票和收入不入帐的手段，侵吞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二女计生外逃对象举报奖等计20165元，明目张胆，严重影响我县计生工作的形象。
2、犯罪数量及重特大案件明显上升，涉嫌金额越来越大。2004年我院立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案件达到6件，较2003年案件数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涉案金额也有新的突破。如原县梅林林场会计林玉杉挪用公款108万，这是我院建院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件，再如原大田县梅山经管站站长兼出纳刘景锻贪污公款数额达31万元，也是我院建院以来查处的最大的贪污案件。
3、作案时间长、次数多、隐蔽性强。前述的原均溪镇计生办主任蔡永维作案时间从2002年起至2004年，作案时间达两年之久，犯罪行为一直没被发现，在此期间案犯甚至还获得同事及领导较高的评价。
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的原因
1、受社会不正之风影响，思想观念蜕变。 我县近几年加快对全县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国有企事业改革步伐加大，事业单位从行政单位分离出来，进行市场化运作，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度漏洞还存在，有的企事业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十分严重，同时法制不够健全，对市场经济和权力还缺乏全面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容易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正义与邪恶的相争是第一道防线，人一旦实破了这条看不见的防线，让邪恶占了上风，思想观念就会蜕变，欲望金钱，享乐人生的观念就会产生，法律和各种制度于他就会形同虚设，逐渐走上犯罪的道路。
2、权力私欲化。在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状况下，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由于如前所述的制约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原因，权力没有了约束性，为那些私欲膨胀的人提供了非法牟利的机会，有些企业管理者乘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之机将扩大的权力变成了自己的私欲化领地，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权力过分集中，权力的暗箱操作，权力的异化和失控，导致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的发生。这是当前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3、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到位。企事业单位领导负责制的实行，有助于领导者发挥聪明才智，有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但是由于有的在制度管理、监督机制、财务管理上没有形成健全制度，加上缺乏必要的管理机制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律教育，为犯罪分子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提供了便利条件。国企虽设有纪检、工会、职代会等组织，但其监督基本流于形式，监督职能未能发挥。有些国企一把手党政职务一肩挑，缺少必要的有效制约机制。权力一旦失去了制约与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4、法律意识差。一些国企负责人法制观念淡薄，对法律的威严认识不足，更有甚者，藐视法律。明知"伸手必被捉"，但自认为手段隐蔽，查不出来，即使查出来，好处已得，于是，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另有一些企业负责人侥幸冒险，认为即使被发现查处，也可以拒不认帐，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导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等。
　　三、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1、加强对国有企事业负责人的法律教育，提高法律意识。针对国有企事业负责人法律知识缺乏的特点。首先，应对国企负责人有计划地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并作为考核政绩，任职聘用的硬性条件。尤其是加强刑法的学习，通过学习刑法中规定的有关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规定，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事业负责人廉洁守法意识，做到依法管理。其次，要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结合办案，送法到企，以案释法，用发生在企业的犯罪案件教育企业负责人学法、守法。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学习，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廉洁奉公。
2、强化对国有企事业负责人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滥用。权力如果不受监督和制约，必将使权力滥用，导致腐败。因此要对国有企事业负责人的权力进行制约，尤其是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更为重要。首先要充分发挥纪检、工会、职代会等组织的监督作用，搞好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要做到会监督、敢监督，把监督落实到实处。其次在国企应实行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制度，党政负责人交叉兼职制度，项目投资的审议和效能监察制度，会计机构和会计统派等。通过一系列的制约措施，防止权力滥用以消除国企负责人犯罪的条件。
3、加大对国企领导人员犯罪的执法力度，建立预防体系。要预防，遏制国有企事业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首先，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国企负责人职务犯罪的工作力度，增强法律的威慑作用。当前要重点查办一批发生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做到发生一件，查处一件，严惩不贷。其次，在打击的同时，要做好犯罪预防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机构及相关部门对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监管。检察机关根据查办的国企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发现在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应提出预防检察建议。同时对全体国有企事业人员进行预防犯罪教育。　
　　4、预防机制要与打击职务犯罪同步。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思想演变轨迹有比较深的了解，对机制、体制、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比较深切的感受，对职务犯罪的特点的规律有比较深切的把握。结合检察职能和打击犯罪的实践在企业发挥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优势。
　　5、建立一个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网络。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单靠检察机关是力所不能及的。在所辖区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组成单位会员，形成预防网络，采用各种形式的预防犯罪理论研讨会、讲座、座谈会等，只有健全了预防机构，才能有效地采取预防措施，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
　　总之，国有企事业作为腐败和职务犯罪高发的领域，抓好预防国有企事业职务犯罪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只有加强各部门的配合和协作，加强宣传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才能促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


　　　　　　　　　　　　　　　　　　　二00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重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之管见

陈文刚


司法调解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教育规劝，促使其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活动。司法调解制度，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等传统美德和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已成为我国法院的“高水平审判”方式，被誉为“东方经验”。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专章对调解解制度进行了规定，但仅有短短的七条，较为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对调解制度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特别是2004年8月颁发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法院的调解实践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我国司法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重大缺陷依然存在，主要有：
第一、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性质不同的调解制度和判决制度不科学。我国《民事诉讼法》既规定了调解制度，又规定了判决制度，而两者属截然不同的解决民事争议的不同机制，有作严密的制度设计的判决程序和随意性很大的调解程序，一刚一柔，性质完全不同，将其规定在同一程序中，必然造成任意性与规范性的冲突，表现出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上的不科学。
第二、调解者与判决者归于同一不科学。现行《民事诉讼法》将法官设计成兼具审判者和调解者双重身份的诉讼主体，他既是疏导、钝化、消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的调解者，又是诉讼活动的指挥者和纠纷的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这种身份上的竞合，使调解者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重视，甚至片面追求调解率的情况下，法官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在处理案件时自然而然地选择调解结案，在法官摆出裁判者身份进行调解时，当事人违心达成协议成为必然。
第三、调解自愿原则与有关规定相矛盾。自愿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调解基本原则，但现行民事法律却又规定了若干应当进行调解的情形，如规定离婚案件必须进行调解，规定六类案件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等，这此强制性规定显然与自愿调解原则相冲突，客观上形成了毋须征求当事人同意即可进行调解，使“强制调解”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行为。
第四、现行《民事诉讼法》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有失妥当。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可以在庭前、庭中、庭后（宣判前）的任何时候进行。在庭前、庭中调解时，要求做到“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是不科学的，因为只有对证据进行举证、质证，经过庭审中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才能认定事实，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可能“是非分明”。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调解要求“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在时空结构上混淆了调解与判决的界限，无疑扼杀了调解固有的属性，抑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还不如直接判决更为快捷、经济。
我国的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已成为立法者、学者及司法工作者的共识。本人认为，在重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政治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
第一、将调解者和审判者分离。在立法上，树立调审分离的指导思相，将调解和判决这两种浑然不同的解纠机制按照其特点分别加以规定，绝对禁止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在身份上竞合。调解法官只能依照特定的原则调解案件，调解不成，不能进行判决，只能依法及时将案件移送审判者审判。
第二、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调解机构应附设于立案庭，与负责庭前准备合二为一，既与审判环节相分离，又可利用立案庭现有的职责范围和司法资源，在民事诉讼案件流程中，调解只是其中的一环，从解纠角度看，调解和审判相区分自成系统。
第三、调解时间和审级上加以限制。为确保调审分离，防止反复调解，久拖促调解，应当规定调解只适用一审程序的审理前，一旦进入审理阶段，法院就不能进行调解，但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调解的除外。当然，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应允许当事人自行和解。
第四、取消与自愿调解原则相悖的强制调解规范，使调解真正成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自由选择，处于调解制度的核心地位，实现司法调解的本质属性。
第五、实行调解不公开原则。判决是强制性的解纠方式，因此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实行公开审理的制度，经过对抗判定事实。而调解与此不同，调解更注重和合，因此更需要和谐气氛，试想在庄严的法庭上公开唇枪舌剑后，当事人还有多少可能达成一个互谅互让的协议？另外，随着公民权利的苏醒，纠纷的当事人也更希望纠纷在不公开的方式下得到处理。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常常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尽量为调解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六、对调解案件再审的限制。现行法律允许对调解案件进行再审，这体现了有错必究的审判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行法律对调解的再审条件没有作出相应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过于宽泛，也至于影响了法院处理案件的严肃性。因此，司法调解再审应当加以限制，仅限于：1、协议内容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侵犯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2、协议是受胁迫、欺诈而达成；3、参与调解的人无诉讼行为能力。